一

　　《“明火”与“明烛”》是一篇花费了近三十年时间才发表的论文。古代曾以阳燧将日光反射聚集引燃艾绒而得火，并称其为从天空中来的“明火”，点燃明火的灯则称为“明烛”。“阳燧取火”成为祭祀中一个重要仪式，出土的铜质阳燧，正面作凹面圆镜状，已知最早的几件是西周的，北京昌平西周墓和陕西扶风西周墓都出土过素背阳燧，山西侯马战国铸铜遗址则出土过整套的阳燧范，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过两件素背阳燧。这些阳燧皆为圆形，正面均内凹，都能反射聚焦而引火。阳燧点火功能被古人认为具有与天相通的性质，可是阳燧怎么点燃明烛仅用文字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孙机继续探索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燃“烛”，分析从商代到唐代的灯具，列举了几十种“中柱灯”和“鸟柱灯”，考察了代表太阳的阳鸟，特别是朝鲜高句丽永乐十八年（408年）壁画墓中绘有大鸟旁榜题的“阳燧之鸟，履火而行”，令人豁然开朗，它印证了从良渚玉器鸟纹到汉代阳燧鸟，都和鸟柱灯的鸟有相通之处。在庄严的祭礼中，用阳燧镜在神鸟背上引起炎炎明火，太阳的神话在众目睽睽之下变为点燃“明火”的神灯和照耀祭品的“明烛”。这种明火点燃方式唐代就绝迹了，所以后人不懂，于是胡说乱编。朝鲜这条榜题是论证的关键所在，孙先生为了找寻文字资料等待了几十年才发表论文，令我不由肃然起敬、感叹不已。

　　众所周知，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匹克遗址取火，就是采用古代使用阳光反射聚焦的方法，但这种点燃方式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运会上才采用。中国古代的“明火”相当于今天说的“圣火”，亚洲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即崇拜火和太阳的拜火教，欧洲罗马帝国普卢塔克（约46—119年）发明了阳燧形反光镜，但都似乎较中国为迟。而我国太阳光取火用于典礼的做法，出现之早，历史之久，用具之华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考古成果无法割断与史学的血缘关联，孙先生这样的破解，必然融汇和浸润了充分的史料积累与史学分析，这样的严谨非常值得我们后学在储备知识时学习。

　　二

　　《固原北魏漆棺画》是本书中另一篇视野宏大的“读图”力作。1973年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描金彩绘漆棺，不仅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透露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未融的时代信息。漆棺画中的人物皆着鲜卑装，但是闪现出“汉化”因素。孙机紧紧抓住北魏迁洛与鲜卑旧俗决裂这一大背景，在当时推行汉化已经达到雷厉风行的程度下，鲜卑民族意识很强的墓主人却在自己的漆棺上画上孝子图，将儒家伦理中的孝道规范纳入到拓跋鲜卑“汉化”中，摹绘到漆棺上，虽然近年来北魏之后石棺孝子图接踵而出，可是孝子着鲜卑装者，就目前而知，在中国艺术史上只此一例。因而，孙先生分析了冯太后力推汉化政策的《孝经》教育与思想基础，让人明白北魏漆棺画上孝子图的来龙去脉。他还深刻地指出漆棺画有孝子并不意味着墓主人已经服膺儒学，只不过是迎合时尚装点殡葬之物而已。这对我们读图辨识非常重要，现代人一看海昏侯墓中有孔子像画屏，立刻就说刘贺是读儒家经典的好人，要给浪荡公子刘贺翻案。孙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大背景观察，那时置放孔子像是很正常的大路货，根本不存在什么海昏侯是诵读儒家经典的“典范”。

　　考古与文物研究都是史学综合形态的转化，是思想的直接呈现。孙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考古视觉盛宴代替不了史学的诠释，文物研究更离不开查询浩繁的史料，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文化底蕴的吸收是考古解释的关键。我们现在考古学生都没有阅读量，没读过几部经典大作，当一些考古人急功近利地随意解说时，甚至边挖掘边查书，导致了不少考古成果的先天不足，埋下败笔。

　　三

　　孙先生从不固步自封、退缩逃避，他反对围着所谓“先规划好而后研究”的项目转，认为“不做研究只做规划”这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他屡屡教导我，做学术研究要敏捷地抓住文物与社会生活史的实践，同时开题十几个，哪个成熟发表哪个，就像炉上烧十壶水，哪个快开了，加把火把它烧开。

　　曾经有人说孙机是“纸上考古”，言下之意，说他不是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实践者。其实这是局限的狭隘看法，现在田野考古也都是现场打包搬回室内清理，这就是我们说的“室内考古”或“实验室考古”。孙机何尝不是“室内考古”呢？一器一物的解读和细微之处的破解，都要查阅多少图书、吸取多少中外考证成果，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坚持和做到的。

　　文物并不是已经画上句号的历史，它需要学术界采用多元的视野，汇集中外学人的观点，打开历史诠释的格局，看到更为立体的历史轮廓。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