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了机床厂的“排场势”，其实从厂里头道门区域内的俱乐部、食堂、浴室、游泳池、托儿所、幼儿园、疗养院、小卖部以及子弟小学等一应俱全，也可见这家大厂就是一个社会组合体。

　　当时国家政策是号召企业办社会，尤其像机床厂这种大厂，几乎把干部职工和他们家属八小时内外的一切生活、娱乐都包揽了下来。

　　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机床厂的俱乐部、食堂、浴室、游泳池这几个地方，是去得最多，也是最令我流连忘返的“景点”。

　　先说俱乐部吧，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底楼凸出的门廊和三扇半圆形的门厅，加上奶白色的外墙面，颇有点西洋建筑的特点。这种设计风格究竟是巴洛克还是邬达克，我搞不清楚，反正我觉得这是一幢在机床厂所有的建筑中最漂亮、最洋气的一幢大楼。它和用茅草、毛竹搭建的大礼堂一起，构成了机床厂一土一洋两大标志性建筑。

　　俱乐部的一楼是图书馆、阅览室、电视放映室，二楼是乒乓室、棋牌室，三楼是会议室等。俱乐部，顾名思义，就是供工人们娱乐休闲的地方。但对机床厂的职工家属来说，俱乐部也是我们的一座乐园。我喜欢读书看报，每到礼拜六，我就会想方设法溜进机床厂，随后直奔俱乐部，坐进寂静的阅览室，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文革”后，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图书馆也就停止对外开放了。没有书读，对正处在求知欲旺盛期的少年而言，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怎么办？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图书管理员阿姨口中得知，那些下架的毒草，都被封存在俱乐部大厅内的柜子里。这时，一个大胆的“贼心”在我心里滋生：去！偷出来看。孔乙己不是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窃书不能算偷”。

　　贼心已定，就等下手了。可我偏偏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始终不敢动手。直到我把消息透露给一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我们决定“狼狈为奸”。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浓重夜色掩护下，我俩翻过军工路靠近佳木斯路一侧的机床厂围墙后，躲过夜巡的警卫，神色慌张地来到了俱乐部门口。庆幸的是，俱乐部的大门只是虚掩着。由于事先早已踩过点，因此，轻轻推开大门后，我俩在黑暗中熟门熟路来到封存毒草图书的柜子边，猛力拉开锁着的柜门，那时年轻力壮，力气用不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几本书朝书包里一放，慌不择路地逃出了俱乐部。

　　回到家里，躲在被窝中把书包打开一看，哇，好激动啊！有《红旗飘飘》《苦菜花》《青春之歌》《建国以来优秀散文选》等。这一晚，我翻阅着几本“毒草”书，一直读到东方露白。

　　《建国以来优秀散文选》一书中杨朔的《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脍炙人口的散文，至今令我回味无穷。那几本书看完后，我又悄悄地潜回俱乐部，深不知鬼不觉地把书物归原处。

　　机床厂俱乐部还有一个吸引人们的“镇馆之宝”——彩色电视机。那些年，彩色电视机是极其稀有的奢侈产品，估计当时整个杨浦区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台，老百姓家里能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已经算是大户人家了。因此，我把到俱乐部去看彩色电视，视作自己娱乐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在彩色电视机前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夜晚。

　　当时大家去俱乐部看彩色电视都当成是看小电影，电视放映室里总是黑压压地挤满人群。为了能坐到前面几排的好位置，我每次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去抢位子。彩色电视机是奢侈产品，平时锁在一个大立柜里，由专人负责保管，等到晚上六点钟，电视台开播前几分钟才打开。当年播放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外国电视剧时，大多数人都是在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前观看的，我能够坐在俱乐部的彩色电视机前欣赏色彩缤纷的画面，真是不要太幸福！

　　说到机床厂的俱乐部，还有一个重大事件绝对不能遗漏。那就是1968年，江青代表毛主席给机床厂干部职工送来的几只芒果，曾在俱乐部大厅内陈列展示过很长时间。当年巴基斯坦来中国访问的客人，送给了毛主席一些芒果。毛主席拿了几只转赠给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转赠，顿时让芒果成了无比神圣之物。江青趁机也拿了几只，以毛主席的名义送给机床厂。

　　毛主席给机床厂送来了芒果，立即在厂里引起巨大轰动。厂领导请人特制一个精美的玻璃柜，把那几只芒果存放进去，安放在俱乐部大厅中央供全厂干部职工瞻仰。一时间，芒果不仅成了神圣之物，更是一种革命植物。我们子弟小学的学生也同样要去俱乐部瞻仰芒果，回到学校后还要写参观心得，谈参观体会。

　　记得有个少不更事的同学，老师让他在班会上谈谈参观体会时，他竟然实话实说：“我家穷，爸爸妈妈没钱给我买芒果吃，当我看到那只水灵灵的芒果，真想一拳把玻璃打碎，把芒果拿出来咬上一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俱乐部被拆除了，原址建起了厂部办公大楼。父亲保存的一张他和胸戴大红花的先进工作者，在俱乐部前的合影照，也就成了一张历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