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六村靠阜新路打虎山路区域，有四幢红砖木的三层混合房，红色油漆的木窗，红色油漆的木楼梯，斜坡屋顶，上覆红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种来自于泥土的红色，在蓝天白云的艳照下，应该说相当鲜亮，看上去很是大气端庄，也很富有时代设计感。

　　钢铁厂的家属区，不设专门的围墙，只是以颜色来区隔。整个新村那时也都不设围墙。靠近锦西路一带的灰色砖木三层混合房，那是海运局的家属院。房子结构都差不多，木楼梯，木窗，灰瓦斜顶，楼前楼后看见的多是山东大嫂，红的大脸，眼神羞怯。男人们常把目光从来人的脸上错过去，使焦距涣散一些，别人的关注使得他们高兴，又不好意思正面相迎。

　　在红灰相间中，是鞍山六村中心的绿化空地，类似于小公园，也是较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孩子们（有时也有大人）在这里打羽毛球、踢足球，在水泥台子上打乒乓球、跳皮筋，尤其是玩老鹰捉小鸡，队伍可长达上百人，那是游戏的长征，这种壮观，也许怎么也离不开这个新村的日益壮大以及人口数量的壮大。

　　鞍山六村小学，便应运而生。我在 1970年上学时，它似乎已经是老学校了，人满为患。它应该排在当时新村开出的学校序列里，但不知为什么，大家口中的六村小学，在我上学时的名称叫阜新路小学，如今已更名为杨浦初级中学。

　　我的大妹小梅（小名）上学时，报不上这个围墙紧贴着 83 号楼的小学，要去阜新路对面的鞍山七村小学（现在改为上海开放大学），所以从小就养成了一看二等三通过的过马路好习惯。而我是在“六村”里长大的“小芳”，在上初中前，所有的活动几乎都在“六村”的“田野”上——真正是“（六）村里的小芳”。

　　六村小学离 84 号的我家只有一箭之遥，当出操的铃声乍响起，我甩上房门奔跑，站稳到操场上，铃声竟还未歇，还可以晃两下，看看左右是否对齐。

　　操场、晒场、运动场，在二楼或三楼同学的窗下，在一楼同学的窗前，那时候我们的眼睛好，眼睛亮，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无论灰砖房红砖房，包括七十年代在原来的绿化空地里见缝插针造的白色水泥楼，六层楼被居民们骄傲地称之为高楼，在那个六楼窗下，更是一览众山小了。小学校在窗下，更多的窗在窗下的窗下。

　　很多窗子里，都有我的同学，或者是同学的同学、大同学与小同学等，甚至还有老师、还有老师和同学在一个窗框里。比如，我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姚姓女同学，她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音乐和常识课老师；有一个黄姓男同学，她的妈妈是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

　　他们两家的窗子，是我经常从外往里看的，也是我经常从里往外看的。所谓前窗对后窗，自然也就看到了一些“好风景”，比如“美丽”。

　　“美丽”所在的窗子，在我家斜对面的“四楼”。那幢楼是红色斜坡顶，共三层，之所以说“四楼”，就是说窗子开在了屋顶上，类似于老式阁楼顶上的老虎窗，小小的，孤独的。我看到窗里的一个倩影，“美丽”像个传说，大家都这么称呼，但至少都隔着一个窗户的距离，仿佛更隔着时间的距离。

　　终于她开窗了，探出半个身子，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她的两根辫子上的蝴蝶结很惹人注意，这会儿像蝴蝶一样飞扬在她的双肩上，像两朵花围着她团团转，仰望她的人也跟着转。

　　她很苗条，双扇窗因此就显得很宽敞，夏天的太阳，仿佛永远在屋顶的上面；从某个角度看，又像被聚拢在这个挑起的窗洞里，美丽，那白白的面颊，就在太阳中间一摆一跳。

　　她从来不朗诵毛主席、辛弃疾，或者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诗词，她只朗诵自己的诗歌。

　　她俯视，我们仰视。她朗诵，我们窃窃私语之后是静默。她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站在她的黑影子之下，其实是站在更大的楼房的黑影子之下。我们往上看去，所有的眼睛都亮闪闪的……

　　后来“美丽”姑娘，被某部队文工团招为文艺兵，确乎为真——之后的很久很久，我们都再也看不到她了，哪怕那顶印有“我是公社向阳花”的草帽下扬起的小小尖尖的白下巴……

　　连老虎窗都消失了——再见时，三层的楼房已变成五层的楼房，这个高度在现今的上海当然也成了矮房子，而我们的仰望也能随之长高吗？

　　所有的仰望是会更狭窄还是会更扩大呢？

　　至少我们曾共此仰望；那一刹那，我们也共此沧海桑田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