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小说的特点是善于透过外在事件，剥露裹藏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新旧观念冲突，直抵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弱点。《介入》是集子里在艺术创造上最值得称道的一篇。小说写一向健壮的郭老汉，突患肝癌，急坏了“孝女”郭秀英，她干练，操劳，身为长女，勇挑重担，抢救父亲。她认定，必须掩盖病情，不然病人会被吓死，只有隐瞒得密不透风，才是对父亲的爱。为此她煞费苦心，身心交瘁，把肝癌淡化、改写成肝囊肿。她固执地要求全家上下都服从她的爱——隐瞒。也曾有明智的声音出现，那是身在美国的妹妹秀梅，要求给父亲以知情权，认为人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抑或疾病，都有权知情并选择，知情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却遭到秀英的压制，仍是以爱的名义。隐瞒真相是很难的，编造假病历就更难，秀英居然都做到了。当然是以钱铺路。

　　“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但又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处境的形容。所有的人既未介入，又都介入了，在介入与不介入的问题上层层递进。无论把“信封”迅速装入口袋的主治医师，还是“热情”的女财务科长，都实际介入了合谋欺骗一个老人的行动。当然，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医疗水平，患肝癌的郭老头似难逃一死。但他死得不明不白。他未能“介入”、“配合”他自己的治疗，在忐忑不安，将信将疑，惊惧交加中，受尽了罪，度完了残生。他是猜测到了真相的。这不是孝女因其“孝”而制造的悲剧吗，这不是一个“爱”的悲剧吗，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吗？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和广大城乡，人口与资源呈反差，于是在看病、上学、住房、求职等问题上，不但一个车位难求，即是一张床位也要费尽心机。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使拉关系，送红包成风，影响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面貌，并不是一句喝斥就能消除的。杨晓升的不少小说涉笔于此。他总能捕捉到时代、家庭、伦理冲突的敏感部位。这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素质，将之带入小说中来，并开采出丰富的戏剧性，显示了某种富于时代感的优势；而这恰恰是某些小说家所缺乏的。《红包》即是一篇令人发出苦涩的笑的作品。为了床位和手术成功，一次次送红包的情景就不说了。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两袖清风，医德高尚的宋大夫，与《介入》中那位“异化“了的、冷冰冰的孙大夫恰成鲜明对照。写贪财的医生毕竟容易些，要写一个清高自重的医生却很难。但小说写得真实可信。

　　杨晓升终究还是一个偏重于故事性、且能充分施展故事性魅力的作家。峰回路转，惊愕、反常、突转，以曲尽人生的无常、多变，人情世态的炎凉，这些元素构成了他小说的可读性、吸引力。以《天尽头》而论，构思奇特，折转的难度很大，他偏能开出别一片天地。娇娇女刘晔遭遇车祸夭折，如五雷轰顶，轰倒了夫妻俩，每天以泪洗面，但事情似也可画上句号，还有多少戏可以延伸呢？想不到杨晓升居然把戏继续演了下来，写成了一个大中篇。

　　总之，这是一部富于时代感和新鲜气息的，贴近老百姓生存的，酸甜苦辣齐备，令人感动的小说集。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