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的产房呱呱坠地那天起，我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印迹，就一直镌刻在杨浦区的 “村”里，那一个个称之为工人新村的村。

　　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乡愁”这个词，人们经常挂在嘴边，更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留住乡愁”。那么作为当年的“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乡愁又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就在杨浦区的工人新村里。作为曾经的上海市工业重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上海市政府在杨浦区先后建造了大批工人住宅区，并用这些住宅区附近的路名来命名，因此，也就有了一大批某某村、某某新村。

　　纵观这些新村，既然称之为“村”，那肯定是具有“村庄”的建筑特性。这些新村都是由数十幢排列整齐、犹如军营般的一个个大匣子楼房组合而成。“村”里绿树成荫，“村”外有学校、医院、菜场，各类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按照居住时间顺序来排列，我居住过的新村有松花新村、长白新村、广远新村、控江新村。由于这些新村的规模较大，因此，每个新村又细分为一村、二村、三村等。

　　对童年、少年时代生活在松花新村的往事追忆，已在《松花新村：我的一件历史行李》一文中详尽记述。

　　长白新村（上）

　　我家在松花一村7号14室一直居住到我从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随着弟妹的出生，家庭成员的逐渐增多，成了三代同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工作的上海机床厂便将我家住房分配到了面积更大的长白二村105号10室。

　　长白二村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说长白二村仅是这个新村地域名的话，那么它还有一个曾经让几代上海人难以忘怀的名词“二万户”。1953年上海市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在陈毅市长的亲自关心下，决定在本市建造二万套住房。这种住宅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前部是二层，后部是一层披屋。1室至5室在底楼，6室至10室在两楼。煤卫五家合用，厨房、厕所均在一楼。“二万户”的出现不仅开启了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的新时代，更是演绎了无数上海人的居住生态模式。

　　我家从原先居住的松花新村搬迁到长白二村，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5平方米的单间，增加到了建筑面积在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层次也从一楼上升到了两楼，缓解了三代人蜗居一室的窘境。从长白二村到松花一村并不远，它坐落在延吉东路和靖宇东路之间，两个新村只是隔了一大块农田。而最让我有幸福感的是，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这种幸福感与松花一村的水门汀地面相比较，差异性绝对是巨大的。因为，家里人多房小，住在松花一村时，我便开始打地铺睡觉。夏天一张席子铺在水门汀上睡觉，那种清凉的感觉还是蛮爽的。可是，冬天那种感觉就是透心凉了。如今，虽然还必须打地铺睡觉，但能睡在偌大的“木板床”上，这种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就绝对不是一点点的了，套用一下歌名就是《幸福不是毛毛雨》。

　　很难理解吧，那时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就是这样的简单。从入住长白二村的第一天起，我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承包拖地板的任务。这样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左邻右舍认为我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在那个年代热爱劳动是评判一个学生好坏的十分重要标准，实质上是为了让脚下的这张“木板床”干净整洁，睡在上面更舒适。

　　从此，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拿着一把拖把，不停地在地板上来回擦洗。有时甚至还要拿一只板刷，跪在地板上刷洗。就这样，拖啊拖，刷啊刷，导致最后竟然连地板上的红色油漆都被我洗刷掉了，露出了白色的“原始面貌”。可每每望着一尘不染的地板，我是很有成就感的。

　　海阔凭鱼跃。每当夜幕降临，做完回家作业后，我便会赶紧把棉被铺在地板上，然后一个漂亮的前滚翻，干脆利索地扑倒在这张硕大无比的“木板床”上，或肆意摆动四肢，或跌打滚爬，或像一个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般，把堆放在前面的棉被视作“敌人的阵地”，朝着前方匍匐前进。这种舒适的幸福感、伟大的英雄感，至今想起，还会从睏梦头里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