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节。一晃母亲离开我们已近十年了。身居上海大都市，没法给已故的母亲烧纸钱，总觉得没有尽到做儿女的那份孝心，心里不安。

　　一九三八年农历二月廿八，母亲出生在现内蒙古赤峰市郊区的一个叫二道坡的边远山村，光听这个村的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出它的概貌。小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曾去过几次这个小山村，留下的印象是：除了山，就是沟壑。秋冬季节，到处是光秃秃的、裸露着的黄土地，没有什么植被，在低洼处，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积雪。这个山村还有一位母亲的表弟。村里的人纯朴，他们间的情感胜似亲姐弟。

　　听母亲讲，在她很小的时候，姥姥、姥爷就带着她和小舅舅离开了二道坡，其原因是姥姥帮助共产党在当地闹土改，共产党的队伍走后，地主恶势力反扑，追杀姥姥等一批帮助闹土改的农民。姥爷怕事，连夜带着全家，骑着毛驴儿，逃离了二道坡，来到了老哈河东岸的大舅家，在一个名曰“大有号”的村子定居下来。

　　母亲在十八岁那年，嫁给了本村孙寡妇老太太的养子，我的父亲、母亲与裹成小脚儿的孙老太太一起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大女儿出生后，条件极其艰苦，夭折了。

　　之后，最小的女儿和我是父母与大娘分家后，在新的院落里出生的。

　　母亲前后共孕育了六个孩子，成活了五个，都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小姐姐和我出生时，母亲营养不良，奶水很少，小姐姐和我只能喝小米汤充饥。

　　母亲为了我的出生也是付出自己“政治前途”的。那时家中已有四个孩子，老大是男孩，三个是女儿，儿女双全。母亲在村里的领导能力和人缘，是得到当时生产大队领导和社员认可的，并且已做为生产队长的“后备人选”，大队支书也将母亲列为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可就在这时母亲怀了我，生产大队妇联主任就来找母亲，做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已开始控制人口了，但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母亲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一切的“政治待遇”，并且跟妇联主任回了句当时“又红又专”的话：

　　“你有个儿子在部队，我也还想再要一个儿子，将来叫他参军，保卫国家……”

　　自从母亲跟妇联主任说了这句话后，她便再也没来找过母亲，入党及“后备人选”的事，也便没了下文。但母亲的这句话，却成了我最要紧的胎教，从我懂事开始，就羡慕军人，就想当兵。十八岁那年，果然如愿以偿。虽然母亲当时非常舍不得，很不情愿，但她的小儿子还是应了好的胎教，当兵走了。

　　记忆中，母亲从没有打过五个孩子。别人家里扫炕笤帚是可以做为教育孩子“家法”使用的，可我们家只是把它做为扫地扫炕的工具，母亲从没用它打过孩子，更不用说棍棒、皮鞭之类的了。五个孩子在这方面倒也争气懂事，尽量不惹她生气。我是最顽皮的，但当母亲夏天中午休息时，进屋也是蹑手蹑脚的，怕吵醒劳累了一上午的母亲，哥哥姐姐们就更不用说了。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年轻时候，常用汉字还是识得的，且能写一部分日常姓氏、用语。我在读初中时，还看过年近五十的母亲喂猪过程中，用树枝在地上写她的名字。她教育孩子们的方式，是身教和言传并重，注重日常点滴渗透：不要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偷了东西是犯法的，要被公安抓走的。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们打架，打坏了别人，要给人家出钱治伤；打坏了自己，要受罪，甚至落下一辈子的伤痛。不要破坏田里的庄稼，她说那是“天苗”，损坏了要遭到老天爷的报应，轻者叫你挨饿，重者要遭到雷劈。要节约粮食，吃小米饭时，要吃干净，桌上、碗里不能留有一粒米粒儿；吃玉米饼子时，要用手或碗接住，不能掉渣儿。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讲诚信。村里人做饭是烧柴的，要用火柴引燃柴火放入灶堂内。有的时候，在做饭即将点火前才发现，家中的火柴没有了，去街里供销社买是来不及了，就隔着墙向邻居家借一盒，那时火柴两分钱一盒。她一定会记得，待自家买回火柴后，第一时间要还邻居家。邻里间的关系母亲也处得非常融洽，春节前家里杀猪要做一大锅杀猪菜，炖好后，她总是先盛出两三大碗，多夹上几块肉和猪血，送到左右邻居家品尝，有时还要送到邻居家的邻居，同样，邻居家反过来也是如此。记忆中的母亲是爱流泪的，看不得穷苦人的情景，别说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就是在舞台戏剧中的悲惨情节，她也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观看，且百看不厌，如电影《白毛女》，京剧或评剧《秦香莲》等等。

　　母亲的言传身教，在儿女们身上，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了我们的习惯，这些便是我们家的家教与家风吧！

　　我当兵走的那天，母亲把我送出院外，家里人不让她再远送了，怕她过度悲伤。我离开她十米左右的距离，回头看了一眼已满面泪水的母亲，便再也没回头，快步离开了家。没有做出恋恋不舍的举动，是想叫当时的母亲对我多几分怨恨，以减少日后对我的思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幼稚了。

　　三年后，军校放寒假，我第一次回家，母亲见到我，边哭边说：“你给家里来的信，我都以为是别人代你写的，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了……”

　　思念竟到如此程度！

　　我当兵走后，母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后来又得了一次脑血栓，使得右半边身体活动异常，稍有不慎，就会摔跤。田里的农活是不能干了，在父亲做饭时，勉强打打下手，择菜洗菜，往灶堂里填填柴……再后来，右腿不好使，索性连打下手的活也干不成了。但母亲一直很乐观，我回家探亲看望她的时候，发现屋内地上有一块磨得光亮的板砖，母亲笑着说，这是她锻炼用的。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来到母亲房间，只见她左手扶着炕沿，右手握住那块光亮的砖头，像钟摆一样，前后甩动着右臂。为了方便运动，父亲在她的前方安装了一块镜子。我笑着对母亲说：“这得握紧啰，否则砖头向前飞出去，就把镜子砸了。”母亲微笑着，语气迟缓且略带些含糊不清地说：“镜子倒没砸过，不过向后甩时，砖头飞了出去，扔进酸菜缸里两次了，幸好缸里有酸菜，才没有把缸砸破。”

　　那次探亲我才知道，随着病情的加重，母亲说话也不似以前那般利索了。

　　2009年10月28日，已是深秋，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像往常一样，晚饭后，父亲扶着母亲到前院一个远房亲戚家串门。回来时，刚出门口，母亲便感到不适。父亲扶不动她了，就喊了远房亲戚出来一道将母亲搀回家里。

　　同时，哥哥姐姐们也被叫回家中，决定将母亲立即送往医院。小姐夫背着母亲到院门口时，感到母亲身体一沉，软了下去。

　　我接到通知便往回赶，第三天凌晨到家，见到母亲时，哥哥姐姐们已将母亲梳洗干净，穿戴整齐。此时的母亲，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皮肤细腻光泽，十分安祥地躺在那里，仿佛比我上一次见到她时，年轻了好多。

　　村里人说，有此神态的已故老人，灵魂是上了天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