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莫言的小说，最深的感受莫过于对饥饿的恐惧和对粮食的珍惜。百姓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米是最珍贵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只要有米下锅，日子总过得去。

　　我从小生活在省城，虽未种过田，打过粮，可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对粮食的眷恋来自于曾在饥饿的边缘徘徊。

　　我出生的那年，正处于三年灾害，粮食紧缺，百姓都节衣缩食，百倍的珍惜粮食。那时人们最渴望的，最紧迫的需求就是填饱肚子。

　　我们从小就有节约粮食的概念。吃饭时，偶落一粒米在饭桌上，赶紧用小手抓起放到嘴。一粒米，农民伯伯一滴汗水。那会，家家都有米缸，一天三顿饭，都从米缸里舀米，用清水淘洗后煮饭，米饭烧开后，用勺舀出小碗米汤，然后用小火闷饭，米汤就是我们最好的饮料。

　　抑或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反正那时家里的孩子，不论年龄大小都挺懂事，时不时情不自禁地关注着自家的米缸，因为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保障。那时，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宝物，但有一个抽屉是紧锁的，里面放着户口本、粮票布票等，还有一个粮本，呈褐色，上面标有我们一家购买粮食的标准以及购买情况的记录。

　　我打小干的第一件、也是一直持续干了许多年的体力活就是买粮。先是与父亲一起去，父亲在前面推着自行车，我在车后用小手牵着或压着粮袋。后来长大一些，学会了骑车，便知道为家里分担家务，把米袋面袋压在自行车后座上，小心翼翼地揣好粮本、钱和粮票去国营粮油站买米。

　　那时不像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银行，那时银行稀少，在人们脑中也没什么太多概念，它离百姓过日子还比较远，倒是国营粮油站，像现在汽车加油站一样，比比皆是，不可缺少。去粮站买粮与买其它商品不一样，是比较庄重和严肃的。先到粮店旁一面墙壁中的一个小窗口，把粮本先递进去，说明需购多少斤米和面，里面工作人员细细审查粮本，确认有购买指标后，才点头收取钱和粮票，然后再拿着粮本进入门面与其平行的粮油站里。站内一个很高快到屋顶，直径约有1米的白铁皮打造成的盛米容器，它的最下面有个小方形出口，有闸门，小闸门一打开，大米白花花的流出到一个有磅秤的小容器中。然后，工作人员让我在小容器下面的方形出口处套好米袋，咣当，拉动手闸，伴随着哗啦声，大米便落进了我的米袋里。

　　因为粮食紧张，买大米是不能足斤的，买30斤大米，只有20斤大米，还要搭配外面呈白面粉状的山芋干10斤。回到家里，大米倒入米缸里，山芋干放在笸箩里，天晴晒晒，早晩蒸蒸，就着稀饭算是干粮。面粉都是标准面，原先我以为面粉就是这样白得不彻底，扭扭捏捏不够清爽的。后来才知道还有富强面粉，用它做馒头，白得让人不忍吞咽。

　　我读完初中，将上高中时，就不用再去粮站买米了。

　　因为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农村开始承包责任田，农民多干多得，粮食多了起来。交完公粮，自己又吃不完，农民们便开始推着车拉着粮，带着有两个拳头大的秤砣的大秤和扁担，来城里走街串巷吆喝着，挨户入室卖大米。盛夏，他们推着堆有粮食的平板车，停在树荫下，用毛巾擦着汗，用草帽不停扇着，一脸的疲倦，破旧的衬衣上，汗渍与灰尘已难辨其色。晌午，他们啃着自带的干馍，渴了，找个自来水龙头，喝个痛快。后来春晚上郭达演的小品《换大米》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反映。小品是幽默的，现实生活却是艰难的。

　　农民卖粮做点小买卖，都是非常诚实和憨厚的。大米过完秤后，他们是不愿意把米直接倒入米缸里的，一定要让你拿个大的木制或铁制的盆子，以示他的大米全都是新米，没有沙或小土块，绝不渗假。好像也是从那时起，家家餐桌上都能吃到香喷喷的新大米，吃陈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我在江湾五角场成家立业，买米的“重任”仍然落在我肩上。那时，现在开放大学透绿墙外的平昌街是自由菜市场，人声鼎沸，刮鳞剖鱼，剁鸡宰鸭，到处充满腥味和遍地菜叶果皮。在平昌街的始端有一间碎瓦破墙矮房，算是米店，门面前放着10来个卷口的米袋，里面盛有各类大米，大米上插小木牌，上面标有大米的产地和价格。

　　起初，我是用自行车去买，然后自己扛回去。后来或许生意不好做，小老板又雇了一个人，帮助家住附近小区的，免费送米上门。

　　好日子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中买粮的活就卸了肩，这副重任的“担子”也未落到儿子的肩上，而是跑到妻子手机“购物车”里。五常大米、崇明银香大米、蟹田大米等等，太多了，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落，各类有机大米和杂粮，都方方正正精美包装，像寻常家燕似的飞入千家百户……昔日买粮的经历便随时间的流逝，沉淀在了历史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