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李浩老师，是在2014年。那一年我大一，是个胆怯的小姑娘。当时校友徐则臣老师摘得了鲁迅文学奖，作为往届获奖者的李浩老师和徐老师一同回校参加活动。我负责采访徐则臣老师，同车的李浩老师坐在一旁，和蔼可亲地微笑着。

　　在家乡举办的学术交流只持续了短短几天，所幸我加了两位老师的微信。作为万年潜水的小透明，我在微信里很少“冒泡”，李浩老师或许早就不记得那个留着土气齐刘海的十八岁小姑娘了。可他温暖的文字、飘逸的书法和笃定虔诚的写作信仰，总会在朋友圈里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让我对这位仅有一面之缘的作家长辈，遥遥地生发出亲切与钦佩之情。

　　时光转瞬即逝，本科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研。九月底，在导师王宏图老师开设的创意写作高级讲坛课上，李浩老师作为特邀嘉宾，出现在了光华楼会议室。蓦然回首，距离我上一次在台下聆听他的讲座，已是倏忽五年。

　　很难说清楚当时的感觉，有点像时光倒流，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回望。五年时间里，我有过迷茫，有过挣扎。思量再三，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念书。我对自己说，三十岁之前，就再任性一次吧。如果我两年前听从父母的安排，那么就不会在复旦再遇见李浩老师。这两者之间的非此即彼，似乎有点牵强。但于我而言，李老师的出现更像是一种暗示：一种力求攀登、不一样的奋斗轨迹。

　　思绪回转到讲座现场，李老师正在跟我们谈论现实主义写作。他说：“现实主义最大的好处是作用于我们身体的，真正触动读者的两个词是：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作家要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和欣赏作品，需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从内部打量固有的生活材料。”如若在十八岁时听见这一席话，或许我会似懂非懂地记在本子上，小和尚念经般心里默读两遍，便完事了。而五年后的此时，当我在笔电上敲下这一段话，却生发出一种源自内心的释然。这些年，从当初稚嫩的小姑娘到现在日渐成熟的模样，这跟生活态度的转变的确息息相关。文学更像是一面镜子，鞭策我审视自己，也一并审视周围的人事。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这决不是浮于表面的说辞。甚而可以说，是自我完善的刚需。因此，在众多创作流派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也渴望用手中的笔，给读者传递一些潜藏在五花八门的生活体验之下、真正能让人共情的东西。当然，只有共情是远远不够的。我更希冀能在写作过程中进行一番挖掘与思索：凡事看淡、看透、看开。感恩文学，给予了我这样笃定且美好的展望与期许。

　　生活与创作的真谛是一脉相承的。追根溯源，文学的原材料均是以生活为本源。李老师告诫我们：“一个好作家，能够掌握规律，并熟练地运用规律，从而打破规律。小说写得要有层次、有情感的推进，因此好的对话设计很重要，可以体现出作品的浑厚和广度。好的作家会把作品一直朝下推，最重要的，就是在很多人不能推进的时候，好作家还能继续往前推进。”这似乎和上学期王安忆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给人物以出路”是相近的道理。好的作品，必须是站在一定高度的，它不是一时兴起、聊以解闷儿的佐料，那充其量只能算作市井读物；好的作品也并非“高处不胜寒”的“硬骨头”，而是可以“雅俗共赏，心向往之”。通俗来说，也可以形容作“低调的奢华”。它的语言或许是朴拙的，但内底的架构、思想和用意往往历经了几番推敲、千锤百炼。

　　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记得上学期参加学校公益社团烛心社的支教活动，临行前，我们的资助人——加拿大华裔企业家王柏年先生，曾亲自到场进行动员和鼓励。他的衣着是不露痕迹的考究与奔放，他说他喜欢这样随性的穿搭，心态上的潇洒自如才是最重要的。他给我们讲起年轻时候在天寒地冻的多伦多，酷寒环境下自己做抢修电焊工的艰辛，以及华人劳工在西方世界一度谨小慎微的日子。“财富的积累可以给你快速带来尊严，但知识才是一个人得以长久立足的、最稳固的手段。”

　　他说话不兜圈子，有一种云淡风轻的坦荡。“我儿子在加拿大出生，但我跟他讲，中国才是你的母国。所以前年暑假，他来复旦中文系读了两个月中文。”说起文学作品，王先生直言他很欣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并与我们分享了罗曼·罗兰的那句深入人心的格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似乎又与李浩老师在讲座上所言的“好作家可以在众人山穷水尽时，继续向前推进”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惊异于两个不同领域的成功人士，在某种层面上，对生活有如此重叠的顿悟。

　　“好作品的关键之一，在于选好故事的层次、起伏、爆发点。善于拆解别人的小说，发掘他们是如何推进、如何铺垫、如何揭晓谜底的，并学以致用，”李浩老师话锋一转，进入到了另一阶段的剖析，他莞尔一笑：“的确，没有人喜欢平铺直叙，就像寡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时不时给自己找点乐子——文似看山不喜平，正是这么个道理。”于是我跟随他的思绪，回想起了中外文学史上，自己私心喜欢的一些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人物情感的一波三折、《盲刺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故事中嵌故事的“套娃”结构、《胭脂扣》（李碧华）里如花和十二少婉转悲戚的爱情以及结局的强烈反差、《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艾丽丝·门罗）中对于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亲密关系瞬息万变的毁灭。这些都是极好看的故事，就像炎炎烈日下一杯冰镇柠檬水，给人一种欲罢不能的沉迷与快感；这些亦都是极深刻的作品，如同一面诚实反射出人性的镜子，裸露、澄澈且浸透着一丝举重若轻的泰然。

　　对此，李浩老师举的例子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鹰溪桥上》，在梦境中虚拟一条种植园主逃跑的道路，创造出一个陌生、起伏、回旋且有力量的故事性世界。披荆斩棘之后，种植园主终于在桥上被击毙，臆想与现实重合，停留在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恰好如王安忆老师所说的那样：“梦境和现实之间要非常巧妙地打通，开辟一个特殊的途径，即虚实之间要有一个通路，要符合梦的本质。好的作品是可以做到将具象和抽象合一的。”这种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灵活的转场，未尝不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和强烈的创作企图。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相信：写作需要天赋，但真实地触碰梦想，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热情。

　　这股热情陪伴人们走过岁月的花开花落，时移事往中沉淀为一种稳健的使命感；将平庸和寡淡摒弃在外，不断寻觅最有效率的爆发点；或许，写作就是不断跨越山和大海，一往无前的过程。“文似看山不喜平”，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创作，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真正有目标的追梦者，又有哪一个，是逡巡在山脚之下的“喜平”之人呢？

　　当然，“文似看山不喜平”和另一个说法“平平淡淡才是真”并不冲突。就像沈从文《边城》中，翠翠和天保、傩送之间并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与海誓山盟，抑或汪曾祺《受戒》中似有若无的朦胧情愫与乡村风韵，更如同一壶清茶，飘溢出一缕愈品愈香醇的意味。正如你我均为芸芸众生，戏剧性的波澜起伏的确极少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我们也会有日常的小懊恼与小幸运，不是吗？导演好自己的小剧场，力所能及地趋向于理想主义，这并非无所作为的“平”，或许只是另一种形态的“不喜平”罢了。

　　讲座终章，李浩老师直言：“好的作家要用自己的作品，将这个时代照亮。事实上，不走捷径，是对创作来说最大的捷径。”最后这一句告诫，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让我心生敬畏，多了一分沉重，也添了一分释然。遥想五年前，采访徐则臣老师时，身旁的李浩老师曾如此评价同行：“对鲁奖争议视若等闲。”这句话后来被我引用作那篇采访稿的标题，发表在了《羊城晚报》上。李浩老师本人也是相同的心境，本着力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兢兢业业，在文学这条朝圣路上神思笃定地前行——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

　　夜深了，晚秋的月色簌簌地倾洒下来，拂过落叶，穿过楼宇。一群热爱文学的师生正齐聚一堂，浸润在桂花的淡远芬芳中，共赏这人生好时节。我坐在光华楼的会议室里，静静聆听着李浩老师的教诲。眼眸里的光，和当年那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