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受过整整五年的退稿，被退稿信弄得没了一点儿脾气。天下最能打击我的就是退稿。本来觉得自己很牛，退稿信一来只能英雄气短。”初冬的夜晚，著名作家叶兆言来到复旦大学，与我们分享自己与写作相伴的快意人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兆言老师。我曾拜读过他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影》等，每隔几年总爱回顾几遍，温热的书页在手间摩挲，是安稳与沉静的喜悦。万万没想到，著作等身的作家叶兆言竟曾煎熬在五年的退稿噩梦中，遭遇过如此狼狈的时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庆幸自己与文学的缘分。不敢奢望在这大师云集的领域有所成果，但终日阅读、思考和创作的充实感，是任何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不过，更多时候，创作遇到瓶颈，手指在键盘上停滞，对着空白的文档苦思冥想的滋味儿着实不好受。有时的飞扬轻快，犹如阳光藏匿在墙角的影子，探头探脑，一不留神便抬脚溜走了。

　　今晚踏入与名家面对面的会议室之前，我还困囿于这水漫金山一般的挫败感中。不料，叶老师仿佛怀揣神谕降临，带着六朝古都历经沧桑的底色，向迷茫的青年人慷慨赠予了一瓶甘露。“有时候遇到困难，不一定是自己错了，而是就遇到了这么个事儿。我不是因为喜爱而写作，而是在持续的写作中找到了乐趣。五年的退稿，没有让我产生厌倦，也没有损伤信心。”乍一听，像是功成名就后刻意的自我粉饰，怎么会有人丝毫不介意退稿，甚至还以此为乐呢？“退稿确实让我郁闷，没面子，但对文学的热爱是另外一码事，”叶老师似乎看穿了听众的心思，狡黠地眨了眨眼，“说来惭愧，我动笔写人生中第一部中篇，正是在这五年期间。为什么？因为短篇字数少，写得快，退稿信也来得快。一会儿收一封退稿，又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多膈应人哪。我就告诉自己，反正你喜欢写，那就写个时间长的，写着开心就行，受刑的日子也能来得慢一点。”说罢一笑。

　　迄今以来，这真是我听到的最奇特的创作动机了。独立独行，又实心实意，仿佛一对矛盾的结合体散发出令人无以拒绝的魅力。我从涣散的神志中回转过来，认真观察起这位端坐在台上的大作家和老顽童：弯成月牙状的眼睛、指点江山的手势、朴素的灰黑色外套，以及自嘲从不会做PPT时前仰后合的逗趣和率性。“我今天就是来和大家唠唠嗑，都是同道中人，不必胡扯什么寒暄的场面话。”他干脆关掉了讲课用的PPT，朝听众席身体前倾，叉起双手，眼睛里光彩照人。轻松的氛围下，果然同学们积极踊跃起来。有人问他：“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挺抽象的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快乐是：我爱写作，我能以写作为业，并能靠写作养活自己。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诫大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能不断写下去，坚持写下去，就可以了。写多写少，写多肯定好。写好和不断写，肯定是不断写最重要。为什么？因为谁都想写好，不断写才是韧劲和喜爱的体现。”

　　那一瞬间，仿佛和风吹过湖面，我在心间蓦地目睹了“千树万事梨花开”的盛景。在这个寒潮涌动的冬夜，我竟感受到了一股春意温熙的暖流。是的，自从来到复旦，与优秀的老师与同学们朝夕相处，无疑是人生一大幸事，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中产生了压力。那种无力感，就像你精心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闯荡，却黯然发现门前层峦叠嶂，自己只是望其项背的芸芸众生之一罢了。此番心境不禁让人想起余华笔下悲怆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上个月复旦大学青年批评家金理老师对此的解读是：“只要守持住自己温暖健全的内心，生命的意义就可以重新设立。退回内部，尝试发现真正的自我，建立起独特的价值——成长在于发现内在的自我，真正的自我。”这大概可以归类为一种老庄遁世的精神出路。叶老师强调的是入世甚而出仕，将写作的触角延伸到烟火生活的角角落落，去挥洒随心的快活和承受失败的痛苦。字面看来截然相反的两层意思，其实是融为一体的：结果不重要，痛苦不重要，享受热爱的事物所带来的精神狂欢，无问东西，才最重要。

　　当然，叶老师鼓励我们身为写作者进入市井深处，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对于写作的判别，不俗，两个字尤为重要。要有那样一种自信、自大、自尊，绝不能媚俗地写作。”他目光笃定，露出少有的严肃。是的，或许正是因为坚守文学信仰，对个人实力抱有毫不怀疑的勇气，且严于律己地完善自身，他才能苦中作乐，在被文坛拒之门外的五年里卧薪尝胆，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吧。他的身上，有一种魏晋名士落拓不羁的气质，笑谈当年从南京一口气骑车到苏州约会女朋友的年少热血，以及现如今痴迷于NBA球赛依旧无法自拔的宝刀未老，引得会场里欢笑阵阵，尽显幽默诙谐的人格魅力；同时，他又具备一副极度审慎、对理想执着追求的傲然姿态，有如沙场上披挂上阵的阿喀琉斯，可以为了信念一往无前，倾其所有。于是，一道界线明明白白地划分出了叶老师的双重心境：一边是嬉笑怒骂的众声喧哗，一边是坚韧到近乎苛刻的自我沉淀。谈及不俗与成功的关系，他更是进一步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写作是不能重复的，最忌讳轻车熟路。轻车熟路是对写作最大的伤害——那是成功的捷径，不是写作的捷径。可以写烂、写砸，但不能写俗。你们心中一定要有一盏明灯。很俗的成功，我们应该鄙视它。”

　　谈及最钦佩的作家，叶老师直言是鲁迅。“我时常品味鲁迅的小说。作为写作者，我们要有一颗仁慈之心，要写出人生的痛点。刻骨铭心如同一根绳子，要把几个痛点通通串起来才行。”他说，外国文学中他最欣赏茨威格的作品，可以投射出真正的悲悯与同情。与此共生的颤抖和打动，便是小说的阵痛。在那种震撼中，作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唯有真实激荡的心灵感受。聆听至此，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在创作上曾一度步入的误区：只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闪光点，对内心的阴暗与挣扎避之不及。扪心自问，当年写这类文章时，我的动机一部分是出于自保，另一部分则来自那年少无用的虚荣心。近年来，我终于端正了心态，尝试与一个从来不美丽、不周全的自己和平共处。并且，将创作过程作为一个自我剖析和自我省思的渠道，未尝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桩乐事。写作如此，为人也是如此。往日，我对他人的友善多是为了巩固内心的安全感，如今我更乐意率性传达出春阳般雀跃的情绪，渐渐体察到无论是否同路，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生活，生发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理解。这不是宽容抑或忍让，这是平等的姿态，带有居高临下或者受害者控诉罪恶的高位，则太假了。放下包袱活出本真的模样，其实，更容易积攒起平凡日子里零星却绚丽的幸福。

　　方才，叶老师告诉我们，身为作家在心态上要有一种自信、自大、自尊。随后，他话锋一转，又从行动做法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当然，基本功的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得低一点，比如学写人的相貌，学写一个场景下的对话。好作家有很过人的地方，体现出不露痕迹的高明。比如，汪曾祺老先生写美女就是一句话，‘这女孩真漂亮，两条大辫子’，留下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很多名篇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所以，职业作家要放低自己的姿态，夯实基本功。”的确，这世上有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归根结底，文学创作是一门“手艺活”，在细节上讲究一种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不难看出，叶老师十分乐于跟我们这些小辈交流，虽然他口口声声自嘲没有准备讲稿，其实内心是思量了很久的。短短两小时，他几乎没有一句敷衍之辞，说的都是实打实的真心话，捧出来的都是推心置腹的金玉良言。

　　“我的写作就是在江郎才尽的恐惧中坚持下来的。写作就是熬，一天只写几百字很正常。在漫长的等待中，一个坎一个坎慢慢过，熬完了就写完了，”交流会临近结束时，叶老师这样总结道，“我正常的生活就是工人和农民，事实上就是写作的搬砖工。我生活上其实是很无趣的一个人。整天窝在家里写作，写得又慢又少，倒是在飞机或者火车上状态很好。因为那些时间是偷来的，有种小人得志的感觉。”一席话说得大智若愚又妙趣横生，引得大家又是一阵酣畅欢笑。

　　叶老师当真是自谦了，他哪里会是一个无趣的人。他说写作是一件好玩的事，而他自己的心性更是好玩得很呢：亦庄亦谐，透射出一种别样的柔软与温厚。王维有诗云，“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说的大概就是叶老师这样——大隐隐于市的风流名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