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只有小孩子才会问的问题，却难倒了数百年间所有的“最强大脑”——人类宝宝从何而来。包括达·芬奇、牛顿在内的天才，都曾对这个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但都中途放弃，或者“走上歧途”。

　　这个问题难在哪里？难在“人类宝宝从何而来”不可避免地与“什么是生命”纠缠在一起，科学家原本只想了解身体的犄角旮旯，却不得不面对“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宏大命题。显然，在显微镜尚未被发明、细胞尚未被人类所发现的年代，这个命题的难度太高了。

　　但即使在科学家们发现了生物体开始于单个细胞的事实后，更令人困惑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个小细胞怎么知道该如何将自身转化成一个能哭会笑的三千克重的婴儿？在17、18世纪，还没有自动钢琴、计算机这样可以遵循代码指令来执行复杂操作的机器，人们无法从类比中获得关于生命的启示。这种启示有时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一幅陌生景象，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把握自己所看到的事物的。即使天才如达·芬奇，尽管他曾认真地解剖过心脏，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泵”，也没有发现血液在身体内的循环。而发现这一点的哈维，在他生活的时代，消防员会用强大的水泵来喷射水流。

　　为了破解“宝宝从何而来”这个当时的世界级难题，科学家不仅需要显微镜这样的新工具，需要身体是由数万亿细胞构成且这些细胞来自同一个源头这样的新观点，尤其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和宗教相互交织的时代，每一个关于生命的陈述都暗含对造物主的评判，每一次透过显微镜的科学观测都可能引发一场宗教斗争。在哈维提出心脏就是一个“泵”后的20多年里，人们对这一观点嗤之以鼻，因为心是一种机器的比喻完全消解了上帝造人的神圣性。此外，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并非如今人所想象的那样，都是科学家和宗教人士的斗争，而是，很多科学家本身即是虔诚的教徒，当自己的科学观不能符合教义时，他们有时会放弃事实。有时候，他们从坚持某种教义出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阻碍前进的，除了宗教信仰，还有如何正确认识女性。早期科学界完全是男性科学家的天地，他们的思想无法不受时代的局限，而占据数千年的主流观点是，在“制造”孩子的过程中，女性只是提供了“庄稼”生长的“土地”，而无其他贡献。这在今人看来愚不可及的观点，却为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们、思想家们所坚持。

　　为探索人类起源，早期科学家们究竟走过多少弯路？闹过多少“笑话”？《生命之种》用诙谐的笔调，记述了这段科学探险的核心时段，即从15世纪到临近1900年间发生的事：1492年，达·芬奇画了一对交欢男女的剖面图，精准到像是用了X光透视。但他又在解剖图的旁边，精心绘制了起重机、滑轮和杠杆——因为对性极其厌恶，而又兴趣广泛，达·芬奇很快将人类起源研究抛之脑后；而后，重大转折发生在1651年，哈维称“万物都来自卵”，但很快，1669年，扬·施旺麦丹的观点把这艘“科考船”带偏了方向，他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初就造出了一代又一代动物，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挨个嵌套；1672年，重要线索出现，瑞格尼尔·德·格拉夫证明了雌性哺乳动物有卵子，列文虎克更于1677年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精虫；眼看着人类一步步逼近真相，方向却在此时再次偏离，尼古拉斯·哈特索科画了一幅微型人类蜷缩在精细胞里的图画；此后的进展乏善可陈，拉扎罗·丝帕兰扎尼给雄性青蛙穿上裤子算是沉闷中的一点亮色，直到1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细胞理论的孕育成熟，人类才逐步地、却是持续地接近了真相，最终于1875年揭开谜底——奥斯卡·赫特维希观察到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这是一本一拿起来就很难放下的书，作者虽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硕士，却是爱伦·坡推理小说奖的得主，很会讲故事。他让天才科学家们走下神坛，展现他们漏洞百出、行为怪诞的一面。读着他们的故事，你可能会感到十分好笑，但笑过之后，却不由得对那些“在森林深处找到通行之路”的科学先驱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我们今天即使是普通人都可以到达的认知水平，曾是上一代天才们再三努力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便是科学的本质和规律，但没有他们的砥砺前行，便没有今天的所谓常识。过去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社会永远不该失去对科学家的敬意。我想，这便是阅读此书、了解科学史的意义所在。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翻译也很流畅，这在译书、出书过于快速的今天，是不多见的。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