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当中，我从来不是重点。

　　读书不咋地，在老师眼里不是重点；工作不咋地，在领导眼里不是重点；相貌不咋地，在老婆眼里不是重点；当然也有例外。

　　电视新闻播报里说，随着疫情发展，“鄂”牌车辆格外引人注目。某小区居民楼下停放一辆“鄂”牌车，车主屡被关照“请说明近期情况”，就在车窗上贴一纸，上有四句打油诗“沪牌难求，挂‘鄂’走走；未离申城，敬请解忧”。

　　看罢有点莞尔，就听得敲门声，有人急切求证：“你从哪里来？”

　　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记事情有点大”，遂一本正经作答：“喜欢‘家里蹲’，最近没出去。”

　　人家客客气气：“不好意思，打扰打扰。”关门瞬间听见如释重负的嘀咕：“还好还好！”

　　不觉呵呵一笑，看每日的新增确诊数，管得再严不算严。

　　不一会儿，门铃响起，有人关心：“侬好，最近出去过吗……”

　　家人在一旁使劲埋怨：“谁叫你随意张口的老毛病不改？”

　　原来前几日听几位街坊在很严肃地议论：哪里有哪里来的人，走过路过待过“重点地区”都要报告，我一时兴起随口说道：“我也是湖北的……”这下就成了“重点”。

　　从小在“户籍”一栏填的是“湖北沙市”。历史书里记载1895年的“马关条约”将沙市与重庆、苏州、杭州比肩，那一刻算是“正式开埠”；对家乡点滴印象都是与一口沙市口音的奶奶闲聊时获得；那里毗邻三国时期赫赫有名战将关羽大意丢失的“荆州”，奶奶口吻中“到荆州”恍若进城一般，而亲戚说其实还有段不算短的距离；以后合并成“荆沙市”再后来改成“荆州市”，沙市成了其中一个区。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冒着日机轰炸离开老家，再由重庆辗转到上海。几十年中仅回去过一次，那是为当知青的哥哥办理返城投亲靠友事宜。1000公里外的故乡，还是一个看得到却摸不着的名词。

　　曾大言不惭“鄙人懂五国语言”，然后掰着手指：祖籍湖北会楚语；生在上海讲吴语；受基础教育说普通话；懂母亲宁波话是越语；长期工作生活在扬州，淮语说得惟妙惟肖。

　　闻者哂笑：瞎掰！

　　奶奶和父母去世后，我说湖北话的概率大大降低。

　　实行垃圾分类处理后，“倒垃圾”便成为“包干责任”。某日阴雨，在湿垃圾桶边战战兢兢地抖开塑料袋，听得一边的保洁员和妻子正与孩子视频聊天：“爹妈管赚钱，你就读好书。”听着熟悉的话语便冒昧搭讪：“请问……”

　　得知他们来自湖北沙市，雨滴似乎也温柔了一点。

　　在目所能及的范围中，湖北人都很勤勉、憨厚且学有所长。看过一本北伐小说《前驱》，有个章节开头便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幼时不明其意，长辈说这是说湖北人聪明，有九个脑袋；如今却有了不少狡猾、刁钻的贬义。

　　听了一笑而过，上海俚语“十根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哪儿人不都这样。

　　拉响疫情警报后，不是“重点”的我，时时关注着荆州疫情通报，遥祝久未谋面的亲戚、曾接待过的朋友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