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住家附近的“大食堂”恢复营业了。宅在家里许久的人们，走进“食堂”挑选自己喜欢的佳肴，入座慢慢品尝。

　　“大食堂”几个字，不由使我想起至今大半生里，在食堂吃饭的不少日子，想起与食堂的不解之缘。

　　时光倒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加入里弄生产组行列，里弄办起了居民食堂。我母亲也在居委干部动员下进了食堂工作。

　　记忆中，母亲在食堂里负责烧早饭。清晨三点起床后即去食堂淘米煮粥，还同另一位阿姨做馒头包子，大冷天里也忙得满头大汗。

　　也真巧了，我那年小学读书，班主任杨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都到居民食堂搭伙吃饭。母亲对他们十分热情。有时在他们打饭打菜时，悄悄地给他们碗里加点“外快”。家中无人烧饭了，我们几个孩子就在食堂里吃。母亲为“避嫌”，在我们进食堂就餐时就避开，让其他阿姨为我们打莱打饭。

　　有次我在端一碗汤时，因汤太烫，失手打翻在地，碗也打碎了。食堂阿姨又要盛一碗给我，被母亲阻止了，坚持赔钱后再重新打了一碗。

　　上山下乡时期，我去农场。连队里有职工食堂，一天三顿都吃食堂。农场生活艰苦，又值文革时期，物资短缺，吃食堂的味道甜酸苦辣，五味杂陈。

　　印象中，每人每月发8元饭菜票，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干重体力活，吃得多，那8元对他们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多亏，食堂里的师傅施展好厨艺，物资虽紧缺，却总能千方百计烧出令人垂涎的粉蒸肉、乳腐肉、糖醋小排等。那一块块大肉，油光光的，很肥厚，大家戏称“肥皂”。小伙干完活吃上两三块也不解馋，哪还顾得上那8元呀！此时正在“谈朋友”的女孩就会出手救援，塞上一叠菜票，含情脉脉，悄无声息，然此时无声胜有声。

　　那时面条也是食堂的家常饭。有一种叫烂糊面，味道不差，面条在锅里涨成糊状，再将青菜切碎放入面中掏几下，就成烂糊面。大家也很欢喜，吃得有劲时，将面盆也用上了，打上一面盆面进宿舍共享。

　　如逢那天队里通知下午早收工，食堂晚饭便提早开。大家都很高兴，知道食堂里当天晚上肯定要放电影了。

　　电影预告贴在食堂门口，放映的是那个年代除样板戏以外为数不多的老电影。预告是竖写的，片名《奇袭》。有人问一位老职工放什么电影，那老职工就照竖写的片名读成“大可龙衣”，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晚饭后，已有不少职工知青自带椅子板凳坐等开映了。食堂里的大墙挂上电影白色幕布，放映的影片非常清晰。当年在“食堂影院”看了《平原游击队》、《地道战》、《铁道卫士》，还有阿尔巴尼亚片子《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等。、

　　后来，我上调到一家乳品厂，进厂第一天就领到一套餐具，是一大一小搪瓷碗，上印厂名。当时，光顾厂里食堂就中午一顿，其余家里解决。刚进厂那天，到食堂里吃饭，里面几张长桌，有长凳围着。职工们围坐着桌子就餐，坐在长凳上的二人中如有一人先吃好了，欲站起离桌时，会关照还坐着在吃的那位，“坐好了，慢慢吃。”这一关照是恐他离座时，同凳上那位重心不稳，长凳会翘头而跌倒。同时也是人们就餐时礼貌文明的表示。厂里食堂就餐中的这一文明现象，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因是乳品厂，食堂师傅就用生产线上多余的牛奶揉在面粉里，做成馒头，厂里人称“牛奶馒头”。这馒头又松又软，有股浓浓的奶香味。我带回去给家人和邻居尝尝，他们都很喜欢。

　　改革开放了，厂里开了对外经营门市部，食堂里做的牛奶馒头也上柜台对外供应了，倒也吸引了不少周围居民，纷纷来购买。当时牛奶供应紧俏，买上牛奶馒头也算是沾点牛奶的光了。厂里供应市场的可可牛奶，在炎热的夏天，作为含乳冷饮很受欢迎。可有时遇到天气变化，产品过剩了，也会将剩余的可可牛奶放到食堂里供应职工。大家闻讯后便拿着大搪瓷碗，有的离家近的甚至去家里拿了保温瓶和水壶，到食堂来装可可奶，那场面欢快热闹。

　　每逢春节，食堂里张灯结彩，窗明几净，又成了春节联欢会的会场。职工中喜欢唱歌的就上台引吭高歌一首《渴望》；爱好沪剧的就来上一曲《金丝鸟》；摆弄乐器的就自告奋勇自拉自唱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段；食堂炊事班全体来个小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精彩节目赢得掌声叫好声阵阵，食堂顿时成了职工群众文艺活动的热闹欢乐场所。

　　年少时在校读书吃的是里弄居民食堂，而后去农场吃连队食堂，上调到工厂吃厂里食堂，食堂与我的青春和半辈生涯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绵绵情结萦绕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