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汉良 文

　　母亲走的那年已经是107岁的高寿。

　　那天凌晨，老人家平静地“睡去”了…… 其实母亲是想和每一位晚辈道别的。她了无牵挂走完了自己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母亲早年生活很艰辛，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了被她呵护的儿孙们。

　　1911年冬天，母亲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大风潮”里，因为家里穷，从小做了童养媳。16岁那年她从常熟来到上海，一直在纱厂里做活，朦朦胧胧中母亲还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

　　为求生计，母亲还一度去“跑单帮”，就像样板戏“沙家浜”里的故事一样，她上海、常熟两地奔波，还要躲日本人的眼皮。那些揭不开锅的日子真没少过。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镜头”深深刺痛过心灵。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残夏初秋的中午。母亲带我从广慈医院回老西门家里，三轮车默默行进在复兴路上，母亲无声地泪流满面，那辛酸的泪，深深“流”进了我幼小的心……这一天，父亲被医院确诊“不治之症”；雪上加霜的是我又得了很重的肾炎。大厦将倾！很久以后我才读懂母亲的泪。

　　父亲走的那几年，家里生活拮据，大哥挑起了重担，大姐刚刚满师，也拿出收入的大部分。我身体不好，母亲千省万省，让我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总有牛奶喝。现在想来，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享受“特供”的，那时自己少不更事，还常常耍小脾气。

　　母亲为治好我的病，真是操碎了心，看西医，看中医，寻土方，到曙光医院抓一次药就要5块钱，那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字。

　　我在大同上学时，因为痴迷足球，腊月里天没亮，就起身去学校和同学一起等着开校门，到操场上踢球。母亲看了心疼，有一次她追出来，往我手心里塞了一毛钱，说：不能饿着肚子踢球！我拿着钱跑到老西门“乔家珊”，在灯火通明的店堂里美美享受了一碗“烂糊面”。那滋味至今还唇齿留香。

　　那时，老西门老房子的“灶披间”感觉很大，中间有个八仙桌。常常放学回家，见桌边坐满人，那都是母亲或父亲乡下“来客”，有远房亲戚，也有村里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他们来上海办事、求医，我家就是“港湾”，母亲热心地为乡里乡亲做饭炒菜，毫无怨言，晚上在阁楼上为他们张罗铺盖……一批来，一批去，是我家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都说：母亲海涵，量大福大。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知书达礼很能干，是我一生的“保护神”。在人生的许多关键点上，母亲总是用心呵护。

　　那年秋天，我去宛平路上的上海卫校报到，母亲帮我背着生活用品，一路叮咛，直送到学生宿舍，还帮我整理好铺盖。我不断催她回去，母亲无奈，才久久不舍地离开，可后来我去教室集合，不经意一抬头，母亲没走，还在远远望着自己……

　　卫校毕业时，我原先应该去云南一家保密单位工作，母亲不放心我的身体，和二姐一起赶来学校找领导。母亲成功了，校方重新安排，把我从遥远的云南拉回到了山清水秀的皖南，于是，便有了一段难忘的皖南生活和后来的军旅生涯。

　　以后我身体好了，母亲还是牵挂不断。在卫校时去长兴岛助农劳动；后来去皖南山区工作；到黄海前哨当兵……多少年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那份深深的爱，只有做儿子的才能感悟。

　　69年早春，我被分配去了安徽。那天下午，十六浦码头人流如织。十八岁的我随着红色人潮挤上“东方红”轮甲板…… 在喧嚣的“凯歌”声中，我挥舞着著名的“小红本”，回首找母亲。

　　现在想来，最开心是当兵第二年。我到徐州参加军部创作学习班，一天听说母亲要来部队，高兴得彻夜不眠。儿行千里另一端，总归牵在慈母心中。母亲终于到了，她带着大姐的女儿，住在我们军部招待所。那些天我和母亲有说不完的话，还陪她们去了“云龙公园”和“淮海纪念塔”。母亲虽然六十开外，却身轻如燕健步如飞。

　　母亲的晚年，一直住在北京二姐家中。承蒙二姐和姐夫的关爱，她过得很舒心，二哥二嫂也在北京工作，常常去看望她。老人八九十岁了，还每天去复兴门天桥晨练，她抬腿可以上肩，弯腰双手可以摸地，引来电视台记者关注，把母亲的形象搬上了屏幕。那天，二姐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我们上海的晚辈们兴致浓浓，一家家打开电视，目睹母亲的风采。

　　往事如烟，母亲离开我们快四年了。那些珍贵的生活“浪花”，常在心底翻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