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 文

　　1969年我初中毕业，刚过了16岁生日，懵懵懂懂乘上知青专列去黑龙江插队。

　　列车开开停停慢如蜗牛，经五天五夜漫长旅途，最终到达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人烟稀少的塔河火车站，这已是祖国当年最北端的铁轨尽头。

　　夜幕降临，下车前我将所有可御寒的衣物都穿戴上了，那又厚又重且极肥大的棉袄、棉裤以及棉胶鞋、棉帽子、棉手套穿戴齐全，最后再穿上那件厚重的棉大衣，身上犹如裹了一床棉被，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人球。艰难地挎上书包，拎着旅行袋，随人流踉踉跄跄依次下车。

　　刚出车门，刺骨的寒流扑面而来，风刮起的雪漫天飞舞，沁入肌肤，鼻子酸溜溜的，我不由自主哆嗦一下打了个寒战。白茫茫的积雪在月光反射下映出银白色亮光，放眼望去整个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着，一片旷野，杳无人烟，分不清何处是道路，只默默地紧紧跟着向导前行。

　　脚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在一尺来深的雪地上步履蹒跚地前移，一会就气喘吁吁力不从心了。

　　估摸走了近1里地，见一排排帐篷整齐排列，烟囱里冒出浓浓黑烟。向导指着帐篷说：“今晚就在此住一宿。”话音未落，大伙连滚带爬进入了帐篷。眼前是一只用柏油桶做成的炉桶，上面支着烟囱，炉桶内几块木柈子在燃烧。好旺的火啊，将炉桶烧得通红，帐篷内还算暖和。尽管大量烟尘从烟囱排出，但仍有少量残留烟雾弥漫帐篷内，熏得大伙双眼直流泪。

　　凛冽的寒风无孔不入，从四面八方聚集，顺着帐篷门帘、窗帘的缝隙，肆无忌惮持续不断钻了进来，大有不依不饶之势，正应了那句俗语“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几块长木板因陋就简搭在木墩上，这应该就是歇息的地方了，看来这一晚只能合衣打个盹将就了。

　　晚餐时间，端上来的是二米饭，高粱米与大米混合而成。听接待我们的负责人说，考虑到是上海知青，才在高粱米中掺入了少许大米，遗憾的是烧成了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真是可惜了。配以白菜冻豆腐汤，清水光汤，淡乎寡味，难以下咽。很快附近帐篷传来女知青的阵阵哭声，大家受了情绪感染，思乡之情霎时爆发，哭声此起彼伏……那场景至今记忆犹新，仍历历在目。

　　许久，大家才安顿了下来，也许是经过长途跋涉过于疲劳，七倒八歪地很快进入了梦乡。

　　过不多久，不少人就醒了，睡在离炉桶较远的人是冷得瑟瑟发抖而冻醒，靠近炉桶的人则是被烤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烫醒，只有位于中间的人还在呼呼地做其黄粱美梦。

　　无奈中两拨人只得不时相互交换位子，我也在内。几经交换，终于熬到了天亮。各自拿出随身携带的铝制脸盆，盛满了雪后放在柏油桶火炉上，雪水融化用毛巾洗脸，大家随意洗梳了一下就打发了。早饭后准备乘大巴到本次行程终点——呼玛县，一个地处边境沿黑龙江边的小山村。

　　开车前，看着汽车底盘下烤着火，而且每个车轮都五花大绑缠上了铁链条，甚是诧异。经询问得知：汽车烤火是为了解冻汽油，而车轮缠上铁链条是为了在雪地上行驶防滑。

　　车门打开，大伙一拥而上，随即汽车启动，行驶在满是积雪的盘山公路上。因道路上下起伏坎坷不平，加之汽车年久失修，避震系统失灵，行驶中的车身剧烈地上下颠簸抖动，随之发出一声声“叮呤咣啷”声响，周而复始，令人心烦。

　　坐在车厢里的人左右摇晃，仿佛坐在摇摆机上，一个个被颠得如同兔子般一蹦一蹦，坐立不安。不时听到后排座位知青的尖叫声，“哎呀，我的头撞到车顶了！”我也坐在后排，第一次感受到了五脏六腑被颠得上下翻滚的滋味，一刻也不得安宁，头晕目眩，恶心作呕，想吐却吐不出来，那难受劲就甭提了。令我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

　　为转移注意力，大家好奇地看着车窗外美丽的雪景，抬头远眺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银装素裹，真的是山舞银蛇。雾凇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万顷青松完全融入冰天雪地之中。路旁的树枝上挂满了雪花，婀娜多姿，千姿百态，风一吹扑簌簌滚落下来，使我们这些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上海知青大饱眼福，在颠簸中如痴如醉。

　　积雪压断的树枝横倒在雪地上，不时可见花狸棒子旁若无人在枝丫上蹦蹦跶跶，悠闲自得。汽车经过时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歇息在树上的飞鸟，展开双翅向远方急速飞去。几只狍子和野兔在树丛中探头探脑，不停向公路四处张望，汽车行驶的马达轰鸣声，惊得它们各自四处逃窜。偶尔还能看见几个鄂伦春族人，穿着狍皮大衣，骑着马，背着猎枪，后面跟着一条猎狗向树林深处奔驰而去，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大自然的美妙如同画卷般在我们眼前一一掠过，看得大家似梦似幻。

　　历时五个小时的车程，目的地生产队到了。等待我们的是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