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沪 文

　　那是一条被时光浸染的小路，吴家浜路，在杨浦区大连路854弄的深处，那里藏着一所不起眼的小学吴家浜路小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是我人生的第一座学堂。

　　吴家浜路小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清净庵，历经战火与变迁，最终成为我们的学堂。青砖垒起的校舍很高，高得让年幼的我仰视。阳光穿过老式木窗的玻璃，在斑驳的课桌上投下菱形的光斑，那些光斑会跳舞，随着晨昏更迭变换着姿态，张路得老师的声音就在这样的光影里流淌。

　　记得那堂关于“胖”与“肥”的语文课。教室里此起彼伏的朗读声像春日溪流。“同学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的张老师突然停下脚步，声音轻柔清晰，“这‘胖’和‘肥’可大有乾坤。”她走向窗边，阳光立刻为她镀上一层金边。“‘胖’是形容人的，像我们班上这些红扑扑的小脸蛋，大家数数，有几个？”她说着，目光温柔地扫过教室，孩子们的笑声立刻如风铃般响起。

　　接着，她转身在黑板上画起来。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清脆，一个圆润的小人和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渐渐成形。“而‘肥’呢？”她的声音带着俏皮，“是用来形容过年时那些圆滚滚的小猪的。”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欢笑。

　　就这样，对字的认知，包含着形、音、义，在张老师的手中化作了一颗种子，植入幼小的心田。

　　那时的我是个多么腼腆的孩子啊。课堂上，即便知道答案，也像一只怯生生的小鸟。是张老师，用她眉眼间的笑意、春风化雨般的耐心，驱散所有阴霾。

　　“来，试试用‘吹’这个字造句。”张老师的声音轻柔地落在我耳边。

　　“吹喇叭。”我嗫嚅着。

　　“很好！”老师的眼睛亮亮的，“能说得更生动些吗？谁在吹？为什么吹？在哪里吹？吹得怎么样？”

　　在她的引导下，简单的字渐渐舒展成完整的画面。后来，我竟被选为中队主席。当那两道红杠别在衣袖上时，手心沁出了汗珠。张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是信任，也是责任。”她的话语很轻，却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第一次组织班会时，我的声音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是坐在后排的张老师鼓励的眼神，给了我继续的勇气。

　　音乐课是另一个神奇的天地。那位男老师的面容已在记忆中模糊，但他弹风琴时摇头晃脑的样子格外鲜活。他总说：“音乐是有生命的，每个音符都在诉说故事。”教我们唱《歌唱祖国》时，他的手臂挥舞得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前面的散板是晨曦，中间是坚定的步伐，最后是深沉的爱。”

　　在他的引领下，我第一次听见了音符间的对话，第一次尝试着用稚嫩的笔触谱写自己的旋律。

　　而梅雨时节的体育课，则是最令人难忘的。雨水顺着老校舍的屋檐滴落，四十多个孩子挤在狭小的教室里。体育老师总会说：“今天我们听故事！”然后，一个关于山村少年的故事就会在雨声中展开。少年每天黄昏站在铁轨旁，看那趟开往航空学校的绿皮火车。车厢里的灯光像流动的星河，旅客的身影是远方世界的剪影。

　　“老师，他为什么每天来看火车？”有同学发出疑问。

　　体育老师突然挺直腰背：“看？他是在侦察！”

　　故事继续着，少年如何扒上火车，如何在航校半工半读，最终成为航天工程师。老师最后的话像锤子敲在心上：“记住，铁轨不会自己通向远方，要走，得靠你们自己的脚！”

　　一个个故事像一粒粒火种，在每个雨天被点燃。有时老师还会画歪歪扭扭的火箭，有时让我们接龙续写。那些被困在教室的日子，让我们的思绪飞得最远。

　　三年级时，我随父亲工作调动离开了。

　　如今每每路过大连路854弄，那些光影、声音、气息都会重新浮现，那些日子，遥远却永远明亮，穿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照着我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