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记事起至今，过了五六十个年了。过年给我的印象，大致是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

　　少年乐过年

　　住在芝阳里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每年过年前，父亲都给我买来1000响的小炮仗和10只大炮仗。此即人们常说的：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大年初一的早晨，我很早就起床，早饭也顾不上吃，把那1000响的小炮仗一个一个地拆散开，然后抓一把小的和一二个大的放进裤袋里，点一支香，跑到弄堂里放炮仗去了。

　　弄堂里，爆竹声已此起彼伏，我也加入到放炮仗的行列中。从裤袋里掏出一只炮仗，置于墙缝，用香点燃引信，引信燃尽，炮仗便“啪”地响了。每“啪”一声，就快乐一下。“啪啪”、“嘭”，整个弄堂里响声不断，仿佛奏起一支新年的乐曲。不久，满地尽是红的鞭炮碎屑和黄的花生果壳，与黑色大门上红色春联和门神相辉映，构成了石库门过年的热闹景象，象征新年红红火火。

　　青年忙过年

　　文革时期，我中学毕业，直接被分配进了工厂，成为一个翩翩青年。家也搬至月华坊后楼，这里5家人家合用一个灶间。记得那是个除夕夜，其他4家恐都已入睡。家姐把煤球炉拎到灶间当中，用煤灰把炉火封小。找来一个汤勺，拿出冰蛋黄和肉馅，端来两只小凳子，拖住我一起做蛋饺。

　　姐先在汤勺里滴点油，由我往汤勺里舀一小调羹化开的冰蛋黄，姐手持汤勺稍旋转，当蛋饺皮呈圆状快凝固时，姐夹点肉馅放入，然后用筷子从一端把蛋皮轻轻掀起、将肉馅包住、与蛋皮另一端对齐相粘。这时，一只蛋饺做成了。我们忙了整整一夜，守岁迎来新年。

　　壮年跑过年

　　30多岁结婚，步入壮年。那时候春节放5天假，妻子不喜在家过年，总是带我们跑娘家。一早，她拎着礼物，我抱着穿红着绿的女儿，从延吉西路赶往半淞园路。路上，至少得乘两部公交，等车，上车，下车，需1个多小时，不顺时，则要2个小时，其间还要走路。到后，丈母娘忙接过小孩，摆上一桌子丰盛的菜肴，佐以茶酒饮料，招待我们。

　　午饭后，清理桌面，铺上线毯，拿出麻将。丈母娘和小儿子对坐，我们两个女婿做搭子。一场麻将打下来，差不多到了晚饭时分。连襟怨我故意每次把牌出中给丈母娘，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想，丈母娘十分辛苦，不让她开心开心，怎么也说不过去。她老人家开心了，我在回家路上抱着女儿，看着满天绽放的焰花倍觉轻松。

　　老年吃过年

　　如今退休了，生活比过去更好了。那年大年夜，女儿请我去“德大”吃西餐，菜肴一道又一道，沙拉、鹅肝、牛排、巧克力蛋糕及开胃酒菜等等，每一道菜上来一个大盘子，盘子中就堆着那么一点点。但随着面前盘子的不断轮换，我肚子也感觉饱了。精美的菜点伴随着悦耳的琴声，使人感觉在这儿用餐，非常有腔调，也非常有情调。

　　女儿请我下馆子，外甥请我上饭店，年轻人带我共享舌尖上的新潮。过年期间，我一会儿到“上海1号”，一会儿到“复宣酒店”，一会儿到“苏浙汇”，一会儿到“小南国”……我这儿吃，那儿吃，吃过年。肚子饱饱的，走到外面看街景，春联比过去多，但不少门前上下联贴反；炮仗比以前少，但威力大得吓人。街上没了放炮仗的小孩，感觉缺了什么，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