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来临了。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总要向亲朋好友寄上几张贺年卡，写上几句祝福的话。真提笔在手时，竟感到十分犯难，写什么好呢？

　　写“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自己也感到俗套，年年都是这句，毫无新意。事实上，一年里总免不了有几回头疼脑热、感冒咳嗽。更不必说人生在世，经常发生不顺心的事。

　　写“发财致富，财源滚滚”？又觉得这是在糊弄。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财，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发财的。如果不看收贺年卡的对象，轻率地写上这么一句话寄出去，弄得不好会被认为我是在触人家的霉头……左右斟酌之中，我方才感到祝愿词竟是多么难写。

　　寻思间，我突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几件事。

　　那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阶段，上海市中心24层国际饭店的楼顶上矗立起了一块外企的霓虹灯广告牌。就这样一件不大的事，在上海竟引出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少人纷纷向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提出质问，甚至上纲上线到了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高度。某家报社还为此特地辟出版面来专门讨论这件事。

　　三十多年前，关于在公交车的车身上可不可以做广告，也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做。另一种意见则持相反态度，认为不妥当。理由是：在公交车上做广告后，行人的注意力一旦全部集中在公交车身上，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于是乎，两种意见一直争论不休。最后只能达成一种妥协方案：靠马路一边的右侧车身上先做广告，另一边可不可以做，暂时先放一放再说。再有，改革开放后，大大小小的舞厅开始营业，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日趋丰富多彩。然而，社会上出现了恐慌，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方式，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有伤风化。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种种激烈争论已经被时代所湮没，今天，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此类问题提出疑虑和责问了吧。

　　由此，我感慨，做任何事情，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是占首要地位的，而我们过去在考虑和决定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受习惯、传统旧思想的影响，坐井观天的多，夜郎自大的多，“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坐在办公桌前，满怀激情地提起笔，在贺年卡上写下了新年里要有“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四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