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收到了晚报编辑转来的一位名叫朱俊星的读者的信件，他在信中写道，在晚报的副刊上读到我写的一篇回忆少年时代的文章后，认定我就是他正在竭力寻找的当年小学的同班同学。 

　　让人发噱的是，他还特意写明：这位署名“刘翔”的作者，并非是那位跨栏世界冠军的刘翔，而是和我们“失散”了40多年的小学同学刘翔。希望编辑能够提供我的联系方式，让我们这些昔日的小伙伴能够重新团圆。 

　　读罢这封来信，我先是一愣，但几秒钟后我的眼前立马就显现出朱俊星当年那稚气的笑容，小学时代的那些“青葱岁月”的场景，顿时在自己的脑海中浮现。于是马上按照朱俊星来信中留下的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几天后，我们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5）班的一些同学，在分别了45年之后重又欢聚一堂。 

　　大家在回忆少年糗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班主任李维棠老师。可是，这位我们人生之路的第一位老师，如今在哪里呢？大家强烈表示一定要设法寻找到李老师，因为这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很有腔调的老师，给少年时的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已经定居宁波的李老师终于找到了。当同学们听到远在宁波的李老师通过电话用带有上海口音的宁波话说道：“同学们好！我很惦记大家”时，我们都很激动。 

　　久违了，这一声熟悉而亲切的问候，多么像当年李老师走进课堂时的那一声开场白啊！同学们个个急着抢过话筒要和李老师说话。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约个时间到宁波去探望李老师。可是，就在我们积极筹备宁波之行时，突然接到李老师女儿发来的短信，说是李老师将在近日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同学们，这让我们在惊喜的同时，不禁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岂能让远在千里之外，且年事已高的李老师先来看我们呢？但李老师言辞恳切地说，到上海看望自己当年的学生，一直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 

　　最终，不顾我们的“阻拦”，李老师还是抢先一步，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来到了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上海和我们相聚。 

　　那天晚上同学们端起手中的酒杯挨个地走到李老师的面前，恭恭敬敬地向这位我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敬上一杯迟到了45年的谢师酒。当我走到李老师的身边说：“李老师，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他立刻笑道：“飞人刘翔！”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随着笑声的荡漾，岁月的时空仿佛重又拨回到45年之前的小学课堂。当年我们这批同学作为上海机床厂的职工子弟，不仅就读于一个班级，而且还是住在一个新村的邻居，父母又都是同事，彼此朝夕相处，可谓“穿开裆裤”兄弟。再加上“文革”时期毛主席的一个“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著名批示，使得上海机床厂在全国名声大振。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便多了一份犹如现今就读名校般的自豪与优越，那时又盛行“读书无用论”，在课堂里调皮捣蛋的人特别多。 

　　可是李老师却能把大家镇得服服帖帖。因为他曾经是个军人，那个年代是崇拜军人的年代，在少男少女的心目中解放军无疑就是英雄。 

　　因此，在军人出身的李老师的“统治”下，再顽皮的学生也都变得老实了。但他的这种“统治”绝不是采取严厉的“法西斯”军管手段来实施。 

　　当年只有30多岁的他总是穿着一套军装，像一个孩儿头似的和我们跌打滚爬地“混”在一起打篮球、扳手腕，我们唱歌时，他就拉起二胡伴奏，没有一点师道尊严的味道。 

　　但如果谁在上课时讲话、做小动作，并且屡教不改的话，那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将手中的粉笔头精准地向其“射”去。 

　　像李老师这种个性鲜明的教师，在知识分子被视作“臭老九”的年代也算是一个另类了。 

　　直到今天我们才得知，那时正当壮年的他是根据毛主席“掺沙子”的最高指示，从驻守在青藏高原的运输部队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上海学校工作的。 

　　当我们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李老师。再后来听说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他调到宁波的一所中学工作了。 

　　45年后的今天，当人到中年的我们和年近八旬的李老师在上海重逢时，时光的回忆又唤起了彼此对“文革”年代的那种特殊而温馨的师生之情。 

　　当班长代表同学们把一件厚重的羊毛衫递到李老师的手中时，他那张酷似著名演员李雪健的脸庞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握着李老师那微微颤抖的双手，我不禁感慨万千，当年那个生龙活虎、充满血性的李老师真的老了。 

　　岁月这种东西啊，总是无情地说走就走，硬生生地扯也扯不住。可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情谊却永远扯不断的。李老师，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会到宁波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