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湘（1924-1949），原名王大建，1924年生于浙江嵊县。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亲友接济肄业于浙江慈溪师范学校。当时他哥哥王大芬已参加革命，任新四军浙江游击队“三五支队”排长，他曾去部队所在地寻找，因部队流动，投奔未成。为了逃避抽壮丁，于1946年改名钱文湘，考入上海警察训练所，1947年分配到杨树浦分局当外勤警员。

　　当时正值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镇压民主运动，实行警察特务化之际，全市逐步建立警管区制，准备淘汰老警察，引起广大警员强烈反对。具有正义感的钱文湘积极参加了我地下党发起的保护职业运动及保护警员利益的斗争。经多次考验，于1947年8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积极地为革命事业而奋斗。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共上海市警委立即布置在全体警察中开展互保立功活动。钱文湘用各种秘密方式联系广大群众，要求大家做到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的事，保护好档案物资，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我军接管警察局工作立功。

　　蒋志毅（1920-1949），又名蒋跃庭，原籍浙江吴兴县南浔镇，1920年4月11日生于浙江杭州。蒋志毅幼年丧母，父亲常遭失业之苦，以小贩为生，家境贫寒，生活清苦。蒋志毅是独生儿子，父亲省吃俭用供他读完中学，后进茶厂做苦工。他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美德，为人慷慨正直，乐于助人，敢于伸张正义，大胆追求真理。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当地警察局当雇员，后又考入上海市警察局警员训练所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杨树浦警察分局当警员。任职期间，他爱憎分明，同情工人群众的处境。他经常同警员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警察接触，因而受到革命教育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于1949年初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共警察系统委员会从电台收听到后，立即翻印2000多份；另外又附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钱文湘、蒋志毅等接受了寄发信件的任务，即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这一行动，在警察局内部激起很大的反响，不少警官取到信件后惶恐不安，反动气焰收敛，并作出了反正的抉择。这一攻心战术，对争取多数旧警员，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比，上海警察总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还亲自到几个分局去训话，恶狠狠地说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员挖出来。他一方面布置心腹在内部严密侦查，一方面软硬兼施，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折腾了一个星期，却毫无眉目，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没有一个软骨头。又过了几天，敌人发现了某些线索，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文湘、蒋志毅和普陀区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歧和党员刘家栋四人身上。

　　1949年5月13日晚，钱文湘等四人同时被捕，事发后，毛森连下三道训令，在警察局系统进行疯狂的逮捕。毛森曾亲自对四人进行审问，施以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拔指甲、扎钢针、火灼、电烙等种种酷刑，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一网打尽警察系统我地下党组织。在一个星期之内，敌人对他们审讯了几十次，动用了各种各样的刑具，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他们坚贞不屈，横眉冷对，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气节。5月20日，毛森下令将钱文湘等四人秘密残杀于闸北宋公园内，史称“公安四烈士”。

　　就在四烈士就义后的第七天，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和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人们深切怀念这些牺牲在黎明前夕的先烈们。他们的一生正是“死而后已不为名，洒下热血化东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