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两起影响性诉讼一南一北同期开庭。由浙江省高级法院再审的是“萧山5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18年前，浙江萧山发生两起劫杀出租车司机命案，陈建阳等5人涉案并分获死刑、死缓等重判。2011年，杭州警方通过对比指纹发现当年其中一起案件的“真凶”另有其人。

　　相比起受害人“死而复生”，或真凶意外落网，“萧山案”的峰回路转，同样戏剧化，但却更多借助了司法自身的纠错能力。这也成为舆论关注此案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媒体表示对浙江政法系统主动纠正冤案的认同，并认为这是个好现象，有助于司法公正。

　　对错误的关注和反思当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是错案的预防，一是错案的纠正。在错案的生成上，“萧山案”和其他错案并无太多不同——都是“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最后整成“疑罪从轻”。如同历次冤案昭雪所引发的制度拷问一样，避免下一个“萧山案”同样需要贯彻“无罪推定”，同样亟待有效杜绝刑讯逼供，更需一改“口供为王”的传统取证方法，而向“物证为王”靠拢。在审判阶段，以制度保障法官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真正排除干扰、实现“疑罪从无”。

　　纠正现有错案与预防下一个错案同样不可偏废。不管是对于社会来说，还是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因为司法正义并非只是针对当事人，它还通过法律的实现教育了关注此案的普通人。中国司法体制中并不缺乏改判的制度设计，诉讼程序上就有审判监督制度可兹援用。

　　纠错同时也意味着责任追究，这又使纠错变成“两难”：纠，则面临法律责任，可能权杖不保；不纠，又等同于将错误坚持到底，但只要不翻案，个人乃至个人背后的集体的风险都会大大降低。在这样的风险评估面前，要靠司法自纠来清理司法误判，实在有些过于理想化。异地审理、指定管辖、舆论监督等等，都应在保障错案纠正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唯其如此，司法不公才会无处藏身。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