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沪东工人文化宫要开赛诗会的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上海，也吹进了我所在的华东建筑机械厂，让青年们兴奋不已，拳脚欲试。

　　我这个中学生已在车间里滚打了几年，二十多岁的年龄，浑身上下浸润着劳动气息和诗一样的青春情怀。当时的团委书记姓谢，他找到一车间对我说，杨浦大厂多，都会组队参赛，我厂必须组成最强阵容应战。让我同三车间的步（后为上海教育研究院的副教授教研员）和动力车间的张（后为复旦大学教授）一起担任组长并兼联络员。

　　为了迎接这场赛诗盛会，厂团委决定，先在厂内开展赛诗活动。谢书记以身作则，带头写诗，这位来自杨浦中学的高才生，写出来的诗作着实不错。各车间部门的团支部积极发动，全厂青年踊跃参与，创作出大量的诗歌。

　　举办厂内赛诗会的那个傍晚，食堂里热闹非凡，几百人济济一堂。大家争先恐后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洪亮、悦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抑扬顿挫的语调空中回荡，笑容洋溢在青春男女脸上，食堂里迸发着青春活力。

　　带着厂赛诗会成功的喜悦，谢书记率我厂赛诗队参加了东宫赛诗会。那天很不巧，我却因母病入院，请假缺席了。事后得知，我写的那首“新生事物”的诗被赛诗会评委看中，著名的工人诗人居有松当时在会上作了点评。这首诗于1974年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新民歌活页选辑”第五期上，并于1975年4月入选上海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上海新民歌选》一书；这首诗又在解放日报文艺版上被复旦大学中文系1975年毕业班集体撰写的评论中倍加赞扬。

　　赛诗会结束后，谢书记又来征求我的意见，怎样处置全厂青年写的大量诗歌。我建议出个“诗集”，还给它取名“诗传单”，又自告奋勇对这些诗歌进行挑选和略作修改。经他和厂部打字员商量，花费了7、8天时间，把选出的诗歌编排好、打在一张张8K的蜡纸上。谢书记自己题写了“诗传单”三个字，并和团委同志一起，油印装订出来，分发到各车间部门，并送上级有关部门，也给北京的《诗刊》寄上一份。

　　不久，谢书记的诗歌在《诗刊》上发表了，让他意外惊喜，特地跑来告诉我，我也为他高兴。他的干劲也更足，“诗传单”接着又出了第二期。后来，由于厂部打字员不愿接这“份外活”，“诗传单”也就没再出下去。

　　这个当年备受青年人欢迎的工作事例，尽管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可至今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