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世上，天生两条亲属线，一是爹亲，一是娘亲。我母亲在娘家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下有两个妹。母亲的两个哥，也就是我的大舅二舅，会做生意。尤其二舅当年在棉布厂作学徒，瞥见厂里有零头布，设法买来外出贩卖，想不到赚头蛮好，于是，就开布店，一家接一家地开。生意越做越大，有了资本就不断扩大经营范围，除开厂又投资银行，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身价已达千万。大舅帮二舅做，也就在那时，他们离开了上海。

　　大概1950年吧，父亲说，大舅来上海两次，力邀他去香港发展。可父亲虑及当时上有老下有小，终未应诺，那时去香港没有像现在这般严格。过了十年，父亲提出申请想去香港时，就不予批准了。那段时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品极端短缺。大舅获悉后，从香港给我们寄过一次面粉和桶装豆油，这分明是雪中送炭。

　　后与大舅联络中断，上海的大舅妈急得不得了，但无可奈何。二舅始终未露过面，音信全无。上海的二舅妈最苦，一个家庭妇女，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抚养成人。

　　不久，文革风暴席卷大地。大字报像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连石库门弄堂墙壁上都有紫色痕迹。有的人像猪八戒，把所有人当牛鬼蛇神，闭着眼睛挥钉耙，东一耙，西一耙，谁也不知道谁会挨一耙。一次月华坊居委会上，户籍警说我母亲哥哥娶大小老婆。这种事情我外公外婆管不了，作为出阁妹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母亲，难道要承担什么责任不成？

　　母亲隐忍了十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想不到当年那个户籍警，又找上门来。他脸皮比车胎皮还厚，大言不惭地跟母亲说，现在国家急需外汇，写信叫你哥多寄些钱来。母亲当即回答，我不知道我哥在哪儿，你比我清楚，你写好了。

　　在这时，二舅妈突然去了香港，不久给我们带来她和二舅的黑白合影照。此刻，我父母才知二舅在台湾。我这个外甥也第一次从照片上目睹二舅容颜：身穿浅色直条纹西装，扣深色领带，脸轮廓分明，一副阔边目镜架在大鼻子上，嘴大耳朵大，老板的派头。从此，二舅和三个上海妹妹有了联系，通过香港汇点钱给二舅妈家，再由二舅妈儿子给每个阿姨一二百港币。具体地址，谁也不知道。

　　1991年6月，母亲病重入院，兄妹从1945年分别后，再没有见过面，那种思念越发强烈，尤在弥留之际。这令父亲束手无策，我们确实不知二舅究竟住在台湾什么地方？还好，父亲以前的吴老板从港返沪，给了二舅住址。父亲草就信函，投进邮筒。1991年9月，收到一封台湾来信。此刻，母亲已去世。这是一封迟到的台湾来信，这血脉里充盈一生的思念，被海峡无情地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