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篇篇幅不长的小说，写活了面临巨大融合困难的美国新移民特别是移民孩子的生存状态，让人读后，很难不想到北上广深那些居住在城中村、有着同样融合困难和改变处境愿望的孩子。

　　《童年时光》这本书收入了26篇与孩子有关的小说，分别出自多位著名的小说家，以“童年时光”为全书主题，并分为成年视角对童年的回望、展示童年的缺失与残酷、以儿童视角表达诉求、再现低龄儿童至青少年各年龄层的对象的心理、对特殊儿童的关爱五类。

　　童年时光并不总是美好的。《冬季》中记述的移民孩子的困境，并不鲜见。而一些生活在被卷入战火或面临剧烈社会动荡的地区的孩子，除了饥饿、孤寂、寒冷，还将面临死亡的威胁，承受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巨大恐惧。二战期间曾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生活的以色列儿童文学作家乌里·奥列夫的《潜水艇》，描绘了两个犹太孩子常年躲在地下室，生怕被纳粹搜捕，只有在夜晚，才敢升起一块甲板去仰望天空，呼吸新鲜空气。这两个孩子靠好心人的施舍度日，完全清醒的意识到所处的险境，尽管如此，孩子还是有着童心，总是试图自己给自己寻找乐趣，像其他年代、其他地区的同龄孩子那样“过家家”，玩军事游戏，对窗外传来的纳粹歌声嗤之以鼻。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在《粉红的鞋》中则关注了孩子面临的人身安全威胁，这种威胁既可能来自家庭，更可能出自城乡某些阴暗角落，从被侵犯到惨遭杀害。

　　成年人总爱自诩为大孩子，这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不甚高明的矫情，但确实存在一些始终活在童年，有着异样纯真和脆弱的成年人。南非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家得主纳丁·戈迪默所写的《戴三叶草的小丑》，刻画了一个因为患病而将心理状态停留于脆弱孩童时期的成年人形象。问题是，这样的成年人既难以真正融入同龄者的圈子，为社会接纳，在孩子看来也是怪人，印证着社会和文化的世故、势利。

　　印度作家、《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作者维卡斯·史瓦卢普的《一件大事》，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一位摘取过诺贝尔奖之外所有重要文学奖的大作家到了一个镇子，大谈特谈创作的经验，诺奖得主马尔克斯等其他同行在他口中都毫无灵性，鼓吹要经历过“大事”才能写得出不朽的作品，将年轻诗人劳尔的诗作贬斥得一钱不值。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劳尔马上就干了一件大事，拿刀捅死了大作家。这个怪异的故事要说明的是，成年人对青少年的经验主义审视，不仅往往是错的，而且还带有极大的误导性，会让说教者自食其果。

　　《童年时光》编者、葡萄牙作家理查德·齐姆勒的《个人支柱》讲述的是小说主角坚持将被称为同性恋者兼小偷的妻弟接回家，从而避免了后者陷入沉沦。内心脆弱、行为方式与众不同的人特别是大孩子，很容易陷入从家庭到社会的全方位排斥，从被妖魔化的描述，到沉沦到被妖魔化指称的存在状态，不过一线之隔。关爱他人，关爱青年和孩子，很多情况下既要果断给予帮助，也要让对方拥有思考和行动的自由。

　　成年人对乱力怪神之事大多会敬而远之，但孩子们通常却不这么想。这并不难以解释，孩子生活在一个被动的环境中，总会有种种无奈、委屈和痛苦希望找到非常规的拯救方式，即便只是假象，也因此保留了希望。事实上，很多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童话梦，这不是幼稚的体现，这种心态而今也获得了社会的理解——既然如此，为什么成年人社会不会包容孩子的童话梦呢？《天鹅妹妹》讲了一个颇为温暖，也能够引起成年人反思的故事。故事主角的小妹妹即将因为绝症而离开人世，这时候她却因此拥有了魔力，可以让原本没有耐心的舅舅变得有了耐心，不善言辞的妈妈开始顺畅与人交流。“一个人能在几天内就度过一个完美、奇妙的人生，她带来的喜悦也正如这个世界一般广阔。”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