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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恍如发生在昨天，那是中学时代的第一堂音乐课。音乐老师李家齐走到黑板前，重重地写下了一行粉笔字：音乐是什么？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唱歌；有的说，1234567；还有的说，小蝌蚪，五线谱……

　　李家齐老师把他的答案重重地写在了黑板上：音乐，战斗的武器！

　　这对于刚刚踏进中学大门的孩子们来说，不啻是一道耀眼的闪电。起码，我的感觉如是。就从那天起，我们的音乐课也就成了革命歌曲的战场……

　　确实忘不了好几位教副课的老师。美术老师陈应时，当年画得一手好国画，每有同学求画，绝不推辞，总会一挥而就。我也在一个夏日求得了一长条幅图画：一树芭蕉，两个稚童，树阴下斗蟋蟀，旁边还有三二雏鸡或歪着脑袋东张西望或在地上觅食。寥寥数笔，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爱不释手。

　　还有那位极其认真、说着一口硬梆梆方言的英语老师，教生物的小山东老师，喜爱拿大顶的“番茄黄金瓜”（意指其手臂上隆起的三角肌、肱二头肌）体育老师等等，尽管有的已经想不起来名字了。

　　中学时代的回忆，总是如阳光一般温馨灿烂。

　　2

　　记得当时除了文化学习之外，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习项目：学工和学农。

　　学工的厂子离学校不甚远，印象中一是黄兴路桥下的上海乳胶厂，一是永吉路上的杨浦食品厂。

　　去上海乳胶厂学工的经历记得特别清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我们极不适应地呼吸着到处弥漫的很不舒服的橡胶味儿，跟着工人师傅来到了堆放着无数陈旧机械设备的空地上，每人发了一把铁刷一团回丝，为那些拆卸下来的零散部件清除铁锈。至今也没搞懂弄通那都是一些什么设备，反正没搞上一会儿，我们已经弄得一手一脸满身上下全是铁锈斑斑了，尤其当一阵微风吹过的时候，真个有点“腥风锈雨”的滋味。

　　后来又学工了几回，但就是没进过车间，听说有什么保密产品，每每有同学好奇地问起，工人总语焉不详。后来才知道，是乳胶厂的产品之一：避孕套。

　　杨浦食品厂的情景完全不一样，一踏进厂门便是一股清香甘醇的糕点味道，铺天盖地地扑鼻而来。其时正值中秋佳节前夕，月饼即将应景上市，活儿也特别轻松清爽，男女同学团团围坐于一个个大圆匾面前，细细致致地挑拣满匾的苔条或花生米或黄豆——将发霉变质的剔除出去。这活儿偏偏让不少的同学想起了端坐在方桌前的老奶奶，戴着老花眼镜在忙忙碌碌——比如，刀夹螺蛳，比如，翻拣小菜，又比如，淘米前剔出那些混杂在洋籼米中的小石子小土块。

　　最后一次的学工简直有些惊心动魄。那是1967年的冬天，正值“文革”之时，也是上海造反派盛大节日“一月风暴”之际。这一回可不再是学校组织的统一行动集体行动了，而是让我们各自手持盖有学校鲜红大印的学工介绍证明，自行去联系工矿企业“学工”。那时我等66届67届68届学生正在望眼欲穿地期盼毕业分配呢，这便成了每一个同学必须要完成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之一。后来知道，这绝不是我们这一所中学异想天开的偶一为之，而是全上海各个学校的统一革命行动！

　　记得和好几位斗志高涨的同学连续几天跑遍了号称工业区工厂区的大杨浦，尤其是军工路上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天晓得，均被同一色的铁板面孔拒之于千里之外，口径是统一的两个字：不要！

　　那一天，一直跑到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肚子饿到了极点也沮丧失望到了极点，便有同学忿忿然地发起了牢骚：我们学工劳动又不要他们一分钱的工资，凭什么拒绝得像对待讨饭的叫化子？不去不去不去了！明朝就到学校里去说一声，怪不得我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当然，有志者，事竟成。终于逼得我们不得不统统使出了看家的本事——纷纷投亲靠友：找上在厂子里做生活的爸爸妈妈娘舅爷叔，到厂里去混一口饭吃吃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父亲的厂子里，跟着他这个电焊师傅学起了烧电焊烧汽焊，同时也有求必应地到厂部办公室一边享受煤球炉送出的暖气一边抄写大字报，在大幅纸张上胡乱涂鸦着那些热得滚烫的革命词藻。

　　也别说，还真的“应知应会”学到了一些焊接知识：何为鱼鳞纹，何为波浪纹，在技术水平上孰高孰低，以及怎样焊接铁管、钨钢，甚至铝质的烫婆子……同时，也结识了父亲麾下的四个女徒弟，大徒弟居然亦姓管，没记错的话似乎叫作管梅珍。至今犹记得厂子里有一位玩摄影的葛师傅，听父亲说，葛师傅颇有些家底，也不知是不是“小开”出身——那年头摄影要买胶片要洗印要放大，玩的全是人民币！翻检旧相册，我竟然还保存有一张“小开”的合影：画面上是戴着工作帽穿着工作服的父亲端坐于长条板凳中间，旁边坐着他的四位女弟子，背后站着班组里的七八工友，自然也有这位脖子上吊着一架照相机的葛师傅的光辉形象，背景则是耸立的一架高大的塔吊和影影绰绰的几排厂房。

　　如此这般地义务劳动了足足两三个月，直到学校一声令下“复课闹革命”，才结束了这一场红色闹剧。

　　3

　　时隔不久，我们又在学校的安排下，打起背包扛着铺盖行李来到了一江之隔的浦东农村，与农民伯伯同吃同住同劳动地开始了学农。

　　学农其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客串型的，地点大多在学校附近，劳动结束各回各家，如营口路观音堂路（现为佳木佳斯路）的远东生产大队、五角场的浣纱浜生产队等；另一类属于扎根型的，不能回家也不能离开，时间起码要一二个月，住在农民家中，和农民一同出工，地点大多在浦东，如居家桥下去一点的东沟，远一些的则到了川沙附近。那时候的男生女生，大凡家景好一点的，除了带上一包又一包的零食之外，家长常常还会让他们带上一饼干听的“炒麦粉”——其实也就是下锅炒过的面粉，无论是干吃还是用开水冲了吃，不但香喷喷，而且充饥。这也成了后来去外地插队落户的插兄插妹们的最爱。

　　炎炎夏日，我们和农民伯伯一起在打谷场上或用脱粒机或使连枷打谷脱粒，尽管每一个同学都高度警惕地扎紧了领口袖口，但依然被那些无处不在的稻穗麦芒刺得红肿不已；深秋季节，我们在农田里摘取一骨朵一骨朵如云絮般的棉花；冬日农闲，我们把挑粪桶变成抬粪桶，一前一后两个人“嘿哟”“嘿哟”地抬着走，步态很快变形成了扭秧歌，饶是如此，肩膀也会不争气地红肿了起来，甚至手臂都无法抬起；暮春时节，我们在田头野地里收获一季一熟的蔬菜。

　　我们扎根地住进了农民的家里，睡在那些横斜着铜钩低垂着帐幔的古董红木大床上，有时热情的农户人家还会阶级情深地让出新娘子新郎倌的新房给我们安营扎寨，那满腔的热忱实在让人感动。乡下真好，一丁点儿也听不到乱七八糟的汽车喇叭声和市井嘈杂声，直如世外桃源。当然，有时候我们十分艰苦地就地睡在一统草席铺就的地铺上，时不时地会有青虫什么的从席子下面的稻草堆里钻将出来，若是女生宿舍，常常会惊起女同学的一片尖叫，男同学要冷静许多，随手一抓，恶作剧似地扔向对面同学的床铺……

　　偶尔，也有紧张的故事。有一个夜晚，一屋子的同学们刚睡下，一道耀眼的电筒光和老师惊惶的声音很突兀地把大家惊吓了。原来，女生宿舍晚点名时，忽然发现少了一名同学！大家全都跳了起来，提上电筒拎起木棍冲向了村头屋尾河边田野。那一晚的折腾真令人心惊胆战，直到深夜，还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在游弋。突然有人欢呼，找到了找到了！那女同学正和女房东在邻家小楼上海说神聊！

　　一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