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昨日之河》主要讲述的是“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融入乡村最终失败的故事”。“文革”中，知青刘彤被单个儿下放到南方小乡村窑岭。尽管刘彤试图从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走向乡村腹地，他不但以一个纯粹的乡村劳动者出现在公众视野，熟悉各种农事习俗，积极参与乡村政治生活，而且毅然在窑岭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然而，一厢情愿的刘彤却始终无法“融入”政治运动和宗法伦理交织变奏的乡村社会。在窑岭人眼里，他始终是个“外来者”。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个体生命被漠视被摧残的悲怆几乎覆盖了中国城乡大地的每个角落。

　　事实上，《抵达昨日之河》的叙事是多声部的，并非只是盘桓在知青苦难一个维度。关于特殊年代乡村底层尤其是基层权力生态的呈现是这部小说更有意味和深度的一个主题。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认为：“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只有在我们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在想象与现实的并置中，经由现实穿越历史从而重构历史的真实，是李伯勇乡村叙事的一贯策略。在2000多年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以血亲和地缘为经纬交织而成的乡村伦理顽强而稳固地守护着乡民和族众的“共同体”。即使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以无可抗辩的合法性改塑了乡村伦理社会，然而，窑岭人仍然在这样一个传统乡村伦理与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交织变奏的物质空间和精神领地劳作生息。

　　从叙事层面上，《抵达昨日之河》扬弃了一般文革叙事的“苦难伤痕”的基调，也超越了诸多知青小说“青春无悔”的主题，而是把视点下沉到乡土的深处，既在历史的回溯中唤醒我们对乡村往事的记忆，更在理性的沉思中考察民族国家的文化心理。如上所述，这部后知青时代乡村叙事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给我们敞现了诸多特殊年代乡村日常公共生活场景和世俗生活经验，并因此提供了超越新时期以来知青书写和乡村叙事的新经验。

　　陈思和先生在《知识分子精神的自我救赎》中谈及王安忆的创作时说：“在90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有相当一部分有所作为的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精英立场，主动转向民间世界，从大地升腾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还有的作家在文化边缘的生存环境中用个人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王安忆则高擎起纯粹的精神的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与王安忆一样，在物质消费主义渐趋流行的商品经济时代，李伯勇始终以坚韧的姿态持守知识分子特有的精英立场，“延续着80年代的文学传统”，既从民间大地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又在历史沉思中重建民族未来的信心。《抵达昨日之河》的历史深度、生活质感和思想力量正源于此。（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