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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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笛长鸣，火车飞驰。苏州、无锡、常州，车窗外的灯火如流萤般闪过，车厢内瞬时明瞬时暗如同拉洋片。到了南京已是白天，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还在建造之中，要待两年之后的1968年方竣工通车，于是我们乘坐的列车停了下来，像玩三节棍似地几节车厢几节车厢折叠排列着乘船摆渡，从长江的此岸横渡天堑到了彼岸浦口，这才继续高歌猛进。

    记得火车越往北走，车厢越空，我们的空间也越来越扩张，最后每个人都占据了三个座位的整整一条长椅，平摊下身子躺下了睡觉。

    一路通行无阻！

    一走出北京火车站，迎头碰面便见到了专门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师生的接待站，大卡车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口号喧天红旗飘扬的北京体育场，由这儿安排大家的住宿。

    我们被安排在了鸦儿胡同小学——西城区鸦儿胡同25号，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全部成了临时宿舍，课桌椅讲台全然不见了踪影，统一睡地铺统一发膳食。

    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里，发给了大家临时乘车证，人手一份。于是我们边在北京各大学抄大字报，边逛名胜古迹——当然，故宫、颐和园、十三陵什么的均已列入了“四旧”之列，门上贴了大大的封条，是进不去也参观不了的。保存至今的是一张在天安门城楼前的照片，手臂上套着一只红卫兵袖章，鼻梁上架着一副框架眼镜，嘴唇上萌动些许绒毛，真可谓稚气未退，乳臭未干！

    才住下来没几日，水土不服的毛病便渐渐显露出来。喝惯了用氯胺消毒的黄浦江水，哪里习惯得了皇城根下的自来水，一个字：硬！于是大多数同学身上出现了一颗颗红疙瘩的过敏症状或风疹块。这还不算，上海人原本的主食基本上以米饭为主，而此时派发的尽是馒头和窝窝头（窝窝头金黄金黄的，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错误地以为天下窝窝头均如此，后来方知此乃上等的窝窝头，差的是黑糊糊的，由树叶掺米糠什么做的）。

    据医生的常规说法，是当地的水质及饮食结构改变了肠道内正常菌群的类别及数量，破坏了肠道菌群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胃肠道紊乱，出现腹胀、腹泻等。兼之十月份的北方气候，干燥，寒冷，逼着南方人不出点儿洋相不善罢甘休，今天你的嘴唇开裂了，明天他的鼻子流血了。反正，总算让有生头一回离开故土故乡的我们遭了磨难开了眼界。

    更开眼界的是北京柿子，盆柿，个大，完全像苹果一般可以用刀削着吃，与上海的软柿子完全不一样。

    就这样捱了十来天，没有任何接见的消息。这时，“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的不少同学口袋里提前开始闹起了饥荒，于是写信有之，拍电报有之，摇长途电话有之，让家里速速寄钞票寄粮票过来！

    正在这时，突然接到了命令，到天坛公园地坛公园每天接受解放军指导的军事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左转向后转向前看齐，甩开膀子正步操，迈动步伐列方阵。服从命令听指挥，天天如此这般操练得不亦乐乎。

    10月17日晚，去街上，听到老百姓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明天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了。大奇，问，如何得知？答曰：这几日满大街的红卫兵都不见了，都去军训了，不出三天，肯定要接见了。

    回到鸦儿胡同小学的住地，果然接到了“明天接见”的通知，发放了干粮：几只馒头、几只鸡蛋和一包咸菜。同时还发放了铁一般的指示：任何金属的东西都不准带（钥匙、剪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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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约一百天时间内，共八次分十批接见了一千二百万（又有说一千三百万的，相当于当时上海的总人口数）到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全国各地师生（统称“红卫兵”）。其时，毛泽东主席已经七十三岁高龄。

    时间及人数分别为：第一次1966年8月18日一百万，8月19日《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报道的标题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五十万，《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第三次1966年9月15日一百万，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第四次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则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热烈庆祝建国十七周年，毛主席检阅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为题进行了报道；第五次196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紧接着，1966年11月3日二百万，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检阅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换言之，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第七次1966年11月10日一百五十万、1966年11月11日五十万；第八次1966年11月25日一百五十万、1966年11月26日一百万。

    后来算下来，大约是平均十二天接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