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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头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一些寻常事，今日说来已恍如隔世，当下的年轻一代一定会以为此必小说家言，又哪里会相信哪里敢相信。

　　且说有一天，一位同学家留我在他家用饭，眼见得碗中大排碟中炒菜放上桌来，勾得馋老虫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喉咙口冲到了嘴巴里，就巴望着主人一声令下，好来一个风卷残云大快朵颐，不料就在饭碗筷子调羹一齐就位之际，蓦听得同学的阿爸一声口令，顿时诚惶诚恐身不由己地跟随着同学的家人一起站起了身来，齐声向伟大领袖“敬祝”一番，尔后才落座用餐。事后才知晓，该同学的老爸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据云“文革”时期他家里每在吃饭之前必行这一套有如圣教徒祝祷一般的规矩。

　　也许是大大受了一回惊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轻易在他家留下用饭了，纵然山珍海味也不敢。

　　尽管当时“早请示”“晚汇报”在各级单位里蔚然成风，但在一般老百姓的家中却并不流行，也许此君是“老干部”的缘故。

　　夜来纳凉，偶遇一位刚从部队复员的邻居之邻居，听我大惊小怪地说起其事，不禁讪笑我少见多怪多见不怪，随即一脸严肃地说起了部队轶事，说是他们每日出早操之后，列队向伙房行进时，必手持红宝书，高诵着语录口号，走进食堂向着领袖像“早请示”，尔后才齐刷刷坐下用餐。由于是集体行动，大家见怪不怪，但凡一见到迟来的单个军人捧着红宝书迈着正步操呼着口号走了进来“早请示”或“晚汇报”时，总憋不住地想笑。当然谁也没笑，谁也没那个胆子笑！

　　他还没说完，我们几个小伙伴已然喷饭。奇怪的是，他不笑，脸上连一点笑意也无。

　　曾听在军队里一直干到离休的表兄振泰聊起一件往事。他说，那时他的两个小孩一名为“海”一名为“瑞”，“文革”以前“海瑞”在全国人民的认知中一直是一个“清官”一个“好官”。不料“文革”风暴甫起，军队也不能幸免，当即便有人对他“开炮”，上纲上线到了“这是为海瑞鸣冤叫屈”！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把“瑞”儿改为“亮”儿，并且革命觉悟甚高地说：擦“亮”眼睛了，是谓之“亮”！

　　振泰一直很有军人范儿。从我记事时起，直至我母亲去世，他每次来探望大姑（我母亲），临别时无一不留下一叠粮票和钞票，记忆深刻的总是那么一句话：我们是有纪律的，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他是在尽自己的力量接济贫困中的大姑呵！后来他曾深情地说，大姑当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再后来，听母亲说，他十三四岁时便去投奔了新四军，许是条件太过艰苦，有好几回从部队上回来搞些吃的，我母亲每每都拿出自己摇洋袜子攒下的铜板硬塞在他的手里。那时的母亲尚未婚嫁，待字闺中。

　　而在我的眼前，则常常浮现出那挥之不去的永久一幕：年轻英俊的他，拿着一柄芭蕉扇，带领着童年的我，来到工人新村的花园里追扑蜻蜓和蝴蝶，奔跑着，洒下了一路响亮的笑声。

　　那年，他还未婚，是连指导员。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很多年后的2009年，居然无意中凭借他的故事成就了我们父女俩的一节影视佳话。

　　那一个上午，燕草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问她，你和你父亲有无兴趣弄一部电视剧？但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家里亲属中得有南下干部。燕草无奈地表示先决条件不存在。本来这件事到此便画上了句号，但恰恰被我在书房里听到了电话铃声，也就顺口一问，是谁来了电话？她把事情告知了我，我一听便说，我的两位嫡亲表哥全部是南下干部，是由新四军改编而为华东野战军的，即后来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目前一居南京一居无锡。燕草不知道这个典故，她太年轻了。于是我把电话打了过去，对方一听便极其兴奋，说已经找了很多编剧，先是北京找，但均不熟悉上海的历史和风俗人情，目标转移到了上海，偏偏又没有熟悉解放初期那一段上海历史的，更没有符合“家中须有南下干部”的先决条件。我大惑不解，说这一苛刻条件应该与创作没有必然的关联吧？但她回答，山东省影视制作中心很认真，无法回避。接着告诉我，这是一部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大片，片名就叫《南下》，有四十集之多！并且又说，制片人兼导演是一线的腕，叫王文杰，拍摄过《成吉思汗》《大染坊》等大片。

　　放下电话两个小时之后，王文杰亲自来了电话，是个极爽朗之人，开口就说，政审一关过了，现在得看看你们父女俩的技术水平如何了，是不是先发个影视剧本给导演组看看吧？

　　我思索了一会，说电视剧本也太长了，看着费时费力，不如发个我与燕草共同编剧的电影剧本吧，是南京电影制片厂2006年摄制的，片名《青梅》。

　　他立马说行，快发过来。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他又来了电话，说，导演组看了《青梅》剧本，一致认为不错。这样，明天我就飞上海，请老管小管爷俩吃晚饭，饭后谈合同。

　　第二天，王文杰果然飞来了上海，彼此相谈甚欢。其时寒风凛冽，已是2009年的小年夜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没日没夜地奋战《南下》的40集剧本，而他则回去搭建演员班子。两个月后，就开机了。

　　大约在四月份，我们应王导之邀，去了拍摄外景地山东枣庄一回。起因是他要在现场调整剧本。救场如救火，我们当即飞往了徐州。其实我与王导有约在先，即我们绝不去现场，按我的经历，一旦去了，必被大大小小演员缠上，他们绝对会不分白昼黑夜地来擂响编剧的房门，有理无理地说着四个字：为他（她）加戏！王文杰信誓旦旦地说，在他手里绝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别忘了他还是操控生杀大权的制片人，说着便得意地笑了。

　　果不其然，在枣庄的十来天，当真没有一位演员来敲过门，甚至礼节性的拜访也没有。真乃信人也。

　　王导在那一时间段特别辛苦。白天在现场领着一帮演员们在拍戏，而且是炮火连天的“淮海战役”战争戏，晚上即来我们房间讨论剧本，很细腻地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过，常常通宵达旦。天亮时分，还非要亲自动手下一锅鸡蛋花海参面条，说你们上海人肯定没吃过这玩意，海参大补，一个劲儿让我们吃，不无调侃地说，犒劳犒劳，同志们辛苦了！而后便枕着初升的阳光在我的房间里倒头就睡，顿时鼾声如雷。仅仅一小时后，匆匆上来的制片主任十分准时地来叫他去现场了。在枣庄的日子里，天天如此，饶是铁打的汉子也吃不消，我们都劝王导，他总是说没事没事。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有一天傍晚，我们已经叫好了宾馆送来的饭菜，突然接到王导的一个电话，坚持让我们先别吃，说他正在赶回宾馆的路上，一定要让阿拉尝尝他的炒菜味道，他已经让制片主任去买小菜了！还说，他的烹调水准可是超一流的，不让你们尝一尝，也实在对不起天天陪他熬夜改本子的上海朋友了。当他将一碟碟炒菜亲自端上桌子的时候，那腿却十分可疑地一跛一瘸，初以为他在拍摄现场受伤了，殊不知却是这些日子的日夜三班连轴转的劳累给整出来的，膝盖一直处在红肿中。 

　　这一幕令人感动。

　　那一个晚上，连我这个戒酒十数年的人，也情不自禁地举起了酒杯，祝我们的王导身体健康，佳作连连！

　　其实王文杰这个山东大汉还是很上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便闯荡上海电视台，在上海滩摸爬滚打了七八年，能说得一口地道娴熟的沪语，但他就是真人不露相，这一手秘密武器几令我在最初的谈判中上了老当！

　　《南下》在四家卫视同时播出，时当2010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