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白新村综合商店系列里，新华书店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这家书店位于回形建筑最右边的位置，只有一间狭长型的小店堂，五六个人在里面就显得拥挤不堪了，当年父母给我的一点零用钱几乎全部都用在这家书店了。

　　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陆文夫《小巷深处》、邓友梅《在悬崖上》、流沙河《草木篇》、刘绍棠《西苑草》等这些“文革”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小说汇编成《重放的鲜花》一书重新出版，责任编辑是著名编辑左泥先生，印数高达10万册，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我立即在7月7日的第一时间到长白新华书店花了1.15元购买了此书。

　　捧着这本在市场上颇为热门的紧俏书，我既兴奋又激动。因为，此书收入的都是一些建国后著名作家的“毒草”小说，绝大多数的人只是在“文革”中从报刊上的大批判的文章中看到过小说的题目，根本就看不到原作。如今，这些“毒草”作品能够重见天日，大家纷纷抢购，一时“洛阳纸贵”，在市区的一些大的新华书店早已脱销。好在长白新华书店处在城市的偏僻角落，使我得以侥幸购得。我不仅请营业员在此书的封底盖上毛泽东手书体“新华书店”四个字为主体，底部还刻有“延吉东路345号”长白书店地址，以一本翻开的书籍为造型设计而成的杨浦新华书店的纪念印戳。（其实盖上这枚印戳主要是表明购买者和书店银货两讫了）。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后，又在书的封底写上自己名字与购买日期。

　　当时我有一个习惯，每从新华书店购买一本新书后，总要在书的封底写上名字与购买日期。因为，那时候大多数人经济能力有限，看书主要还是以向图书馆和亲朋好友借阅为主。因我喜欢购书，同学、朋友也就经常向我借书，遗憾的是，许多书是一去不复返，成了他人的“收藏品”。因此，为表明每本书是我刘翔的，“小气”的我，便通过在书上写上自己名字和购书日期来显示此书“主权”，这样借书者也就不好意思只借不还了。著名散文家秦牧的《艺海拾贝》、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天安门诗抄》、《朱德诗选集》以及童恩正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等好书，在我如此“手段”下，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冲破文化禁锢，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经典美术作品的画册，封面就是那座举世闻名的雕塑杰作《大卫》。画册制作精美，是用铜版纸印制的。二十岁不到的我，虽然对艺术家创作的这幅雕塑作品的主题并不完全理解，但当我一眼看到那个肌肉发达、体格健壮匀称的全裸青年壮士，英姿飒爽地站立着，左手握投石带，右手下垂，头向左侧转动着，面容英俊，炯炯有神的双眼凝视着远方，神态勇敢坚强，身体、脸部和肌肉紧张而饱满，身体中积蓄的青春力量仿佛随时将爆发，顿时被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成年男子的裸体，心惊肉跳，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卫”愣住了：“这可是一本黄色画册啊！”

　　“小朋友，你要买什么书？”一声亲切的叫唤，将我从冥想中唤醒，只见一位女营业员微笑地望着我。

　　“阿姨，我，我……”此刻的我，满脸涨得通红，双眼继续瞪着书架上那本画册，支支吾吾地不知说啥是好。好在这位营业员服务经验丰富，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图。转身从书架上取下那本画册，笑容可掬地递给我：“小朋友，是这本对伐？”

　　“是，是格。”我结结巴巴地答道。随后迅速掏出口袋里全部的零用钱放在柜台上：“阿姨，这点钱够吗？”

　　“够了，够了，还多两分钱啦！”女营业员拿起这本画册，并善解人意地用一张牛皮纸包扎好放到我手中。走出书店，我小心翼翼把画册塞进胸口的内衣里，生怕被别人看到我买了一本“黄色”画册。一路奔跑着回家。

　　岁月荏苒，我当年购买的许多书籍都还在，可是唯独这本画册翻箱倒柜寻了半天也不见踪影。也许正是因为我将这本“黄色”画册珍藏得太隐秘，不想让别人发现，导致最终连自己也不知藏在哪里去了，但它一定还“沉睡”在某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