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吃饭叫盛饭，到食堂吃饭叫打饭。一字之差，氛围全然不同。盛饭可以优哉游哉，打饭却要挤着排队，说是打饭，其实也包括打菜。打饭是集体生活的一种，几乎是人人都要经历的。

　　小学就在村里的学校就读，离家较近，中午也就直接回家去吃了。关于打饭的记忆是从初中开始的。初中要到镇上去读书，离家有三公里路，就要想办法就近解决午餐了。学校里是有食堂，但我们农村的孩子，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富裕，嫌学校里的饭菜贵。并且到学校吃饭要交150元的搭伙费，一时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或者拿得出也是有些手紧的。怎么办呢，我父亲就绕了很大的圈子联系到一位远房亲眷，他在镇东首的一家农机厂里做车床工，农机厂离着学校也有上千米的距离，但好歹比家里近多了，我和妹妹就通过这位远房的叔叔搭伙到了农机厂食堂。

　　农机厂的伙食十分简单，蔬菜多是青菜、白菜当家，荤菜一般是炒白鲢鱼块、红烧大肉之类。即使是这样的菜，我们也时常打不到，因为有时会遇到老师拖课，匆匆赶到那里菜基本都打完了，只打到了饭。好在负责打菜的阿姨比较热心，会从盛菜的大托盘里滗出一点肉汤淘在碗里，我们再舀一勺放在外面保温桶里免费供应的清汤，一顿饭也就解决了。说也奇怪，或许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越是这样菜少，倒越容易吃得香。

　　记得有一次，往农机厂食堂赶的路上，碰到了在一个学校读书的表妹。她平时是骑车回家吃的，这天中午下着雨，就准备到镇上去买碗面当午餐，我和妹妹见了就邀请她一起到农机厂食堂去吃。那天我们幸运地打到了油煎面筋嵌肉，还有两碗冬瓜榨菜汤，食堂外大雨如注，我们三个人坐在食堂的大长凳上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到上海去读书，正处于青春发育长个时期，同学们个个饭量很大。有一位同学叫任靓伟，因为常常要吃两大碗饭，被我们戏谑地叫成了盛两碗。那时在我们眼里，最好的饭菜搭配是米饭、红烧大排和麻婆豆腐。所以每到中午饥肠辘辘地奔向食堂窗口，我们都爱大声利索地向打饭的师傅喊出一句：“大排豆腐四两饭”。也许是饥饿触发了灵感，这样的顺序安排说起来最是朗朗上口，假如说成四两饭豆腐大排就不大连贯了。

　　那时无论学校还是工厂的食堂都人头攒动，气氛热闹，但大家都能按着秩序排队。打饭是不用现金的，要到食堂后勤组去买饭菜票，一买就是一沓，用橡皮筋束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塑料饭菜票上印着鱼虾、米饭的图案，虽然印制不甚精美，却很能勾起食欲，看到饭菜票就感觉到生活的美好。打饭用的碗呢，大都是搪瓷碗，上面印着某某单位食堂的字样。也有用饭盒去打春卷、麻球、馄饨、炒面的，这种饭盒材质是全铝质的，造型简单，四四方方，虽然不具保温功能，但容量可观，还能放到锅子里蒸煮，倒也相当实用。

　　那些年吃饭的心情总是很迫切，饭量也都很大，我们就拿着饭碗、饭盒、饭菜票，一天天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心满意足。

　　如今在单位食堂里，已经不再有人叫打饭了，饭菜票早已弃用，饭碗也不用自带，“滴”地刷一下就餐卡便可端走一盘荤素搭配合理的午餐。菜品丰富，每周都不带重复的，饭后还有水果、酸奶，讲究的是营养均衡。因为害怕发胖，大家吃的饭菜量都少了，往昔打饭的那股投入劲已不知去向，一边吃饭一边还刷着手机，人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