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沧桑，往事并不如烟。

　　儿童晚班，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名称，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它不是现在小学生补习班的一个组织，也不是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五花八门的各类兴趣小组。

　　上海解放初期，棚户区的儿童衣衫褴褛，甚至衣不蔽体，面带菜色。他们的家长没有正式工作，有的摆地摊，有的蹬三轮，没钱让他们上学读书，有些儿童在家还顶半个劳力，赚钱糊口。

　　百废待兴，政府一时还没能力建造很多学校。这些穷苦劳动人民子女的上学成了社会问题。

　　我于1953年，随母亲到上海和爸爸住在瞿真人路（现改为瞿溪路）保安路棚户区。爸爸没文化，妈妈不识字，又人生地不熟，要读书也找不到学校。眼看春节过后要开学了，爸妈到处打听。后在热心人介绍下进入新肇周路儿童晚班（该校在西藏南路、西冷家宅）读四年级。

　　儿童晚班开设在一家私立小学，校长是位开明进步人士。下午三点半以后，私立小学放学，教室腾出来让上儿童晚班孩子来上课，一直要到晚上六点下课放学。

　　虽然是初级晚班，但课程也不缺：语文、算术、体育、音乐还有美术。那时我担心，我这个刚来上海的外地人年龄大，才读四年级有些难为情，担心被同学看不起。

　　第一次上课，我看到很多同学和我年龄差不多，还有同学几乎是小青年，岁数比我大，如果正常的话，他们应该是初中生或高中生。他们在家要帮父母干活。有一对兄弟俩，家里是纺织小作坊，这兄弟上午要看“机子”；有位同学上午要骑三轮车载客做生意；还有女同学在家拆纱、结纱手套；另外一位姓徐的班长，上午要“拾荒”。他字写得好，和学生关系也好，大家不歧视，老师也特别喜欢他……后来知道这位同学家里穷，以前根本没机会读书。政府开设了儿童晚班，他们才跨进课堂，成为“莘莘学子”享受了读书上学的快乐。

　　晚班老师对我们特别好。语文老师是女的，戴眼镜。如果有人在下面做小动作，她会走过来轻轻敲他桌子：“同学们要珍惜，人民政府花钱办学校不容易……”校长也是女的，叫杨国媚，党员。在我们心目中党员是很了不起的。平时，杨校长脸上总是微微笑着，可是有学生不遵守纪律，她会很严肃批评。记得有次我在操场上爬竹竿，预备铃响了，我爬在竹竿中间没下来，伸手想再上一级。杨校长走过来：“何云龙同学，你有没有耳朵？铃响了，还不快下来！”我一滑溜下来就往教室跑。“慢点，不要跌倒！”杨校长的声音在我耳边响。

　　杨校长还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弹凤琴，那时学校里根本没钢琴，还教我们唱歌。有位姓方的男同学歌唱得好，总是受到表扬，有次让他在课堂独唱。杨校长说，你们不光学好语文、算术，歌也要唱得好，成为全面发展的孩子。自此后，回家我也常常唱“我们像小鸟，飞进花园，飞呀飞呀……”

　　有位男同学，上午也“拾荒”，下午来上学。他只有一件罩衫，因不常换洗，身上有些异味。杨校长把自己先生一件旧上衣给他，他不肯要，难为情。一天放学后，班主任叫他留下来，“偷偷”将旧上衣塞给了他。多好的老师，多好的校长啊。一群穷孩子不但学了文化，也得到了无限的温暖。

　　短短的一学期结束，我们都拿到了初小文凭。后来我们分别考取了海潮路小学、外马路小学、制造局路小学……在读五年级时，有好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大，没有参加少年先锋队。他们还到儿童晚班找杨校长“哭诉”，杨校长安慰他们好好学习，积极向上，以后可以参加青年团……有几位同学读中学时入了团，还不忘到杨校长家去报喜。

　　后来，我们知道杨校长和她先生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越发尊敬杨校长，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她的形象一直记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