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 文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插队，每年冬季生产队都有劳务输出，年轻壮男劳力大都上山伐木，在山上盖一简屋，吃住在山里，大约三个月。

　　那时常常是，清晨夜色还未褪去，月光映照在皑皑白雪上，整个森林成了昏暗的白昼，大家睡意朦胧打着哈欠起床，匆匆洗漱后啃着馒头，喝完清汤寡水的土豆汤，三下五除二早餐完毕。

　　接着，在棉裤腿外用绑腿带一层层缠得严严实实，避免干活时厚厚的积雪倒灌入鞋中。在棉衣外腰间系上一根麻绳，使得衣服和裤子都紧贴在身体上，这样就能使得热气保存在衣服内，避免寒风侵入。这根绳起到的保暖作用可大了，俗语说得好，“千层万层，不如腰间一横”，就是这个道理。

　　三个月，每天穿梭在茫茫林海雪原中，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是真的顶着星星出工，零下四五十度的低温如刀割般侵入肌肤，鼻子冻得酸溜溜，能瞬间赶走睡意，让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

　　伐木主要分为：放树、赶套子、归楞三道工序。

　　老乡与我两人搭档放树，将树锯倒后按规格尺寸，锯成长短不一的原木。这是技术活，也最危险，极易出事，常听到有树倒时压伤、压死人。锯树前必须仔细观察判断树倒方向，检查前方是否有障碍物，确定树倒时各自逃生通道，砍去周围灌木丛枝条，确保自身万无一失。

　　为保证出材率，林业局要求锯后树墩尽量低，尽可能贴着地面锯，但站立弯腰干活不一会儿腰就酸得受不了，故始终是双膝跪在雪地锯树。时日一久，棉裤膝盖处的棉絮不翼而飞，只好在膝盖上套个护膝保暖，但收效甚微。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到冬季我的老寒腿膝盖冰冰冷。

　　双人锯一米来长，我和老乡各持一端，你来我往不停来回拉动。一棵棵树在锯齿的作用力下，锯缝不断深入，为避免误伤他人，树倒前按树倒方向分别高喊：“顺山倒、横山倒、迎山倒”，树倒时发出山崩地裂噼里啪啦的轰响声，随后是一声沉闷的树干砸地声，传出的阵阵回音，在空旷幽静的山谷中久久回荡。

　　尽管寒冬腊月的低温冻得人缩手缩脚，但持续不断干体力活仍会出很多汗，湿润的衣服贴着身体，稍一停顿只感冰冷，实在难受。这寒流就如同高举起的无影鞭子，倒逼着我俩拼命不停干活，以维持体温，否则很快就要被冻僵。

　　午饭时刻，我俩就地用枝丫点堆火取暖，拿出事先切好的馒头片，虽然此刻已冻得硬如石块，放在火堆边烤软后，用树枝的一头扎入馒头片，另一头插入火堆四周厚厚的积雪中直立着，一片片如法炮制，围着火堆，正面烤好，再烤反面，两面烤成金黄色即可食用了。拿出块咸菜疙瘩“卜留克”（俄语），咬上一口满嘴苦涩味，齁咸齁咸，立即就着干巴巴的馒头片吃，一顿中饭就此打发。

　　口渴了，就地取材，拂去浮雪表面，雪呈颗粒状，抓一把塞入口中，“咯吱、咯吱”，将其视同嚼白砂糖，可求得精神上安慰。虽淡而无味，吃到肚里冰冷，却能解渴，休息片刻，下午继续重复上午的活。

　　夜幕降临，顶着满天星星，筋疲力尽的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腿如灌铅般地向工棚挪回去。迎接我们的永远是看不见油花的土豆白菜汤，加略粘牙的小麦色馒头。神奇的是，那时每天吃着一成不变的土豆汤，个个还是馋得垂涎欲滴。

　　工棚内两排长长的通铺可睡三十余人，晚饭后大家上床，纷纷点亮一盏盏煤油灯，各自缝补在森林中被划破的衣裤、干活磨破的棉手套和钩划破的棉胶鞋，再懒的人这活也必须干，人所皆知，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走道中间，安放柏油桶制成的火炉，桶壁四周烧得通红，围成一圈，高高低低、密密麻麻排列着数十双棉胶鞋、毡袜烘烤。鞋袜臭味毫无遮挡向四处扩散。

　　十几盏点亮的煤油灯，如同一只只小烟囱持续不断冒出缕缕黑烟充斥着狭小的空间，老乡用日历纸卷裹着自种烟叶成喇叭状，烟味辛辣浓烈，刺鼻呛人。整个工棚内，混浊的空气四处弥漫侵蚀，令人窒息。第二天早晨起床，鼻涕与痰都成黑色。但这一切大家是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