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俊 文

　　故乡的老屋，是几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农舍，坐北朝南，青瓦砖墙，桐油门窗。靠西头的三间虽然有些低矮，倒是全木结构，每一根柱子与大梁的结合部，由榫头和榫槽连接，不曾使用一根钉子。

　　屋子开间不大，却是冬暖夏凉，站在屋内，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杉木清香，正间一角，保留有一座“二眼”土灶头，笔直的烟囱缓缓攀上屋顶，曾日日升腾袅袅炊烟。

　　老屋四周被围成一个狭长的院子，墙根处堆放着几口旧时便留下来的大口水缸；藤蔓缠绕的冬青树，倔强地年年抽出绿枝、发出新芽；父辈当年种下的几株“黄岩”橘子树，绝大部分都已“老”去，存活下来的倒也长得枝繁叶茂，坠落的桔子，亲吻着大地，又化作了春泥。

　　门前还有一口老井，揭开井盖，井水清澈见底，水面平静如镜，镜中是湛蓝的天空和飘浮的白云。这井中倒影，是老屋一道最美、最别致的风景。

　　老屋是父辈耗尽心力的杰作，是父母于1968年在祖屋的基础上翻建而成。在我记事时，祖屋与堂伯、堂叔家紧挨在一起，走廊、院子都属公共区域，多家合用。由于常年失修，祖屋鱼鳞瓦沟长满了青苔，门窗破败，泥墙脱落，“梅雨”季节时最是难熬，床头、橱柜、八仙桌旁到处摆满大小不一的接水的盛器，祖屋实在呆不下去了。

　　当年，父亲只是上海一家棉布店的普通职员，盖房需要筹措一大笔资金，这在贫穷落后的那个年代，是多么的不容易。父亲节衣缩食，每月将微薄的工资“三七开”，“小头”留作养家糊口，“大头”全部积攒起来用作老屋改造。母亲在家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下地劳作挣“工分”。

　　建房需要添置大量的建筑物资，母亲得腾出手来去采购办理。在农村购木料、搬砖块、运沙石这样的体力活，一般都得依靠男劳力。为了节省用度，母亲常常把自己顶上去，手拉肩扛去搬运，由于体力不支，好几次摔倒在运石的路上。早日建好一个属于自己的窝，成了母亲心头一件堪比天大的事。母亲像春燕衔泥一样，早出晚归，通过一点一点，不断累积，最终在亲戚邻居相互“盘工”之下，备齐了建房所需的各种材料。

　　经过长达一年半时间的筹措施工，父母用心血支起了一个全新的家。次年春日，父亲从上海借回来了一个照相机，平日从没有照相习惯的母亲，兴冲冲在屋前院子里照了张相，还不停地对着我们絮叨：“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正是在母亲眼里的这个自家“窝”里，父母先后把我们兄弟俩从衣衫褴褛的农村娃娃，培养成才。1978年12月，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从这里踏上征程，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舟桥特种部队的一员，随后奉命南下广西崇左，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并荣立三等功。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在老屋的门楣上，至今仍悬挂着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的铜匾。做一个对家庭、对国家都有用的人，是这座老屋代代相传的家训家风。姐姐出嫁后，育有一儿一女，也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这些发生在家里的事情，被村上的邻居看作是姚家“祖坟冒青烟”的好事，这是老屋的一个奇迹。

　　几十年岁月蹉跎，转眼间物是人非。劳累了一生的父母先后离开了我们。老屋依旧在，1998年，哥哥牵头对有些歪斜的老屋作了改造。去年，兄弟合力又对老屋进行了维修，二次修缮都是修旧如旧。因为，在我们心里，老屋不老，老去的只是流逝的岁月，不变的是对老屋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