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炽越 文

　　十六浦的东门路，是老南市一条路人皆知的繁华商业街，东门路的支路外咸瓜街，因办起了咸鱼巿场，而闻名于全国。

　　从外咸瓜街走到东门路左拐，有一家一开间门面的人艺照相馆，外表十分简陋，比之周围中山南路的吉祥照相馆，方浜路上的前卫照相馆，还有豫园里的大新照相馆，它简直就是城市里的“棚户屋”。但就是这间貌不惊人的照相馆，成了周边十几条马路上，无数个家庭的选择。不夸张的说，每个家庭，都在这神奇的小屋里，留下了家庭发展的历史和生活的印记，它就是记录城市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影相档案馆。

　　我从小住在离东门路不远的人民路上，扳着指头算一下，我在人艺照相馆拍了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照，入职工作照，拍了五姐妹合影、全家福；我女儿出生后，也在人艺拍了满月、百天、周岁等照片。照相馆原先叫“福安”，后改名“人艺”。有人曾编了顺口溜“福安、福安，守着百姓，留下倩影，祝福平安”，送给当时的福安照相馆。

　　人艺照相馆的左边记得是一家烟杂店，右边是一家理发店，再向前不远，跨过窄窄的里咸瓜街，就是大名鼎鼎的信大祥绸布店。人艺照相馆虽只一开间门面，但玻璃门的左边，还是安置了玻璃橱窗，里面摆放着名人的相片和店里拍摄的艺术照片，以显示本店的摄影技艺。

　　在东门路流动的商海中，人艺照相馆就像一叶不张扬的小船，静静地泊在那儿，迎接着每一位推门而入的客人。

　　那天，我整理家庭相册，发现在人艺照相馆拍的几张相片，都留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我小学毕业时，毕业照上，瘦削黝黑的脸上，倔强的眸子里，闪动着迷茫的光。

　　当上山下乡浪潮在城市汹涌时，我的兄姐也被裹卷而去了遥远的北疆。临行前，我们姐弟五人在四川路凯福饭店聚了一次餐后，全家又在照相馆拍了唯一一次正规的“全家福”。临别前的合影上，是父母亲的担忧，和儿女们离家前的不舍。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中，我们这一届中学生，迎来了“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一天上午，同学拉我去拍毕业照，我说我今天穿着工作服，等明天两用衫干了再去拍。同学说穿我的，不是一样的。于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穿着别人衣服拍照的我，在似笑非笑的背后，隐藏着他人不知的窘态。

　　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我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我去照相馆拍毕业照，特意穿了唯一一套西服戴了领带，微微显露的微笑中，蕴含着我对前程的展望与人生的信心。

　　改革开放的春风，绽开了百姓的笑脸。我成家后，带着女儿去照相馆，为她二周岁留影。这时摄影已进入彩色时代，我们挑选了一艘红色飞艇，让女儿坐上去，女儿却一定要爸爸陪她坐。我只好手托着她，藏在飞艇后面。当摄影师“咔嚓”一声后，我一跃而起，抱起了咯咯而笑的女儿。

　　随着照相机逐步进入家庭，去照相馆拍照的人少了许多。人艺照相馆顺应时代潮流，开设了出售胶卷、出租相机、代装（取）胶卷，检修相机及摄影指导等服务项目，顾客盈门，挤满了小小的店堂。一时间，“人艺”成了周边老百姓的摄影服务中心。

　　我继续翻看着照片，一帧帧后面，连接着一段段时代风云的故事，让我感慨万千。有时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也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缩影。千千万万个人的成长历程，汇聚成了历史。

　　昨天，我特意重访东门路，寻找人艺照相馆的踪影。但原地已矗起一个高档楼盘，楼盘前的裙房开了上海最大的面料市场。路边的梧桐树粗壮了许多，似还是从前的模样。

　　东门路右边的人民路上，是一长排现代化的大厦，其中有地标建筑复兴艺术中心，我百余年老家的原址。在城市发展中，全市被拆除的照相馆何止成千上万，如果建有一个汇集起全市照相馆丰富档案资料的照相馆博物馆，那该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城市文化工程，也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不知不觉我径直向人民路右面走去，不知是要寻找老宅的痕迹，还是去寻找臆想中的照相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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