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桑 文
爷爷曾经非常乐观地认为，我必将有一个比较远大的前程，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个优秀的发明家才具有的超常的才华和潜力。六岁那年，我将他老人家一支穷尽办法无法修理不得不扔掉的手电筒改成过道里的电灯时，爷爷更加坚定了他对我半是期待半是溺爱的判断。
那天晚上，爷爷站在过道里微弱的电灯光下，慈祥地打量着我，彷佛看到了他一手经营的这个大家庭未来50年的希望。后来，除我爷爷外，众所周知，我没有当发明家，高中阶段都没有选理科。不过，当我的女儿从编程兴趣班拿回一堆小木块、纽扣电池和霓虹灯泡，蹲在地上琢磨并联串联时，我说：“就这？值6000块钱学费？”
那年月，我从奇思妙想得来的发明创造，大约相当于当下孩子们的手工课作业吧。所不同的是，我的“手工”都是纯手工，连工具都是我自己制作的。
我曾经非常渴望有一把木工用的牵钻。因为钻孔困难，限制了我的动手能力。如果能解决快速精准钻孔的问题，我就能制作出更有杀伤力的捕鼠夹，能做出射程更远的弹弓，还能用一根竹钉消除那把老式躺椅因松动而产生的令人厌烦的吱嘎声。
为了仿制牵钻，我曾经于一个星期内，断断续续地在井台上磨一根生锈的铁钉，用作钻头。那根钉是我从河滩的修船场找来的。当我用自制的牵钻钻穿房门上的杉木板后，柘树做成的磨架就成了下一个倒霉的目标。不久，家里几乎所有粗笨的木家具上，都出现了不易觉察的小孔。
实际上，我在村子里的“成名作”是给家里的井架装上了滑轮。
每年春天，门前的河水最浅的时候，干裂的河滩就成了天然的修船厂。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总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打发。我常常在修船厂的工棚边，一呆就是一下午。我对木工的手艺充满了好奇，琢磨他们怎样安装滑轮，才能让船帆升上高高的桅杆时更省力。那些从桅杆上替换下来的磨得光溜溜的乌黑的滑轮被丢弃，我们就拿去做玩具。
我将两组滑轮装到井架上，穿上麻绳，奇迹发生了：母亲不再喋喋不休地催促父亲去打水，连小脚的奶奶都能从深井里轻松地拉上一桶水来。村子里其他井架跟风模仿。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一光辉论断，在我们村的水井边通过了生产劳动的朴素检验。村子里的口语也跟着变了。以前我们说“去打一桶水来”，后来都改说“去拉一桶水来”。
多年以后，我坐在安徽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阅读《百年孤独》的时候，时常从布恩迪亚上校身上看到我成长的影子。我生活过的上个世纪的偏僻乡村，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颇多类似。
在那片一切尚未命名的新开之地，四处游荡的吉普赛人，每年春天都要来搞一场物理秀，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于是干冰、磁铁、凸透镜、坩埚、漏斗、蒸馏器的把戏轮番上演。吉普赛人到来的三月，就是马孔多盛大的文化科学月。掌握各种基本物理常识、精明贪婪的梅尔基亚德斯俨然成了马孔多的启蒙者。
好奇心让布恩迪亚上校对这些小玩意儿从痴迷到癫狂。他用一匹骡子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但是磁铁没有为他带来财富，于是他又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了放大镜。为验证聚光的杀伤力，他用阳光在放大镜上的焦点，灼烧自己的皮肤。伤处溃烂，久久不能愈合。
这时候，好奇心已经将布恩迪亚上校一家带到了灾难的边缘。
其实，我的爷爷还很健康的时候，我就没有按照他规划的轨迹成长。在叛逆期来到之前，我就成了一个问题少年。
井架全面升级改造之后，我触类旁通，又在自家的房梁上安装了滑轮。这样一来，家里收获的稻子麦子和换季时不用的农具，都可以通过滑轮轻松地吊上阁楼去收储。
某个暑假的上午，我闲来无事，将两岁的弟弟装在一只竹篮里，钩在滑轮上，做升降运动，逗弟弟开心。忽然，一只滑轮的绳子脱落，卡住了，滑轮没法转动，绳子不能收放。装着弟弟的竹篮子悬着。我不敢松手，怕一松手，绳子溜下来，摔伤弟弟。绳子的长度又不够系到其他足够笨重的家具上。
弟弟先吓哭，后来悬空睡着了。整整一上午，我拽着绳子坐在竹篮下面，直到父亲回家。见此情景，作为一个动作简单直接的庄稼汉，父亲的表现可以脑补。
也是在那个夏天，农忙过后，就有一些穿喇叭裤的青年，用自行车背着冰棒到村子里来叫卖。我想，装冰棒的小木箱里面，一定很冰凉，不然那么热的天气，冰棒岂不都要化掉？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冰棒箱里竟然塞着厚厚的棉胎！大热天，冰棒竟然捂着棉被？每次我想一探究竟的时候，卖冰棒的人总是迅速把木箱盖起来，似乎害怕被我看出端倪。
越是神秘，我越好奇。有一天下午，邻村的徐老四卖完冰棒，将车停在我家梨树下，去跟我二堂哥聊天。趁此机会，我连忙去开他的冰棒箱，不料他的箱子上了锁。带着愤怒，我开始了恶作剧，用自制的牵钻，将冰棒箱上下左右钻出好几个孔，“冰箱”里形成完美的对流环境。
第二天中午，徐老四骑着自行车，怒气冲冲地冲到我家门口，找我父亲赔他一箱冰棒，说他上午刚从厂里出来，还没跑完一个村子，一箱冰棒就化成了糖水。
父亲那些天不在家，去了对岸的华阳河农场。爷爷奶奶和母亲又都说赔不出一箱冰棒的钱。于是徐老四就天天傍晚到我家来问讯，坐在梨树下向左邻右舍控诉我。
一开始我还到处躲避，怕他。几天之后，我看见他在帮我堂姑做农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在池塘边的柳树下跟我堂姑有说有笑。我就主动去找他的茬。等我父亲回来的时候，他似乎早已忘记了那箱冰棒，而且对我特别好，卖剩下的冰棒总有我一份。那年中秋节，我就喊他四姑父了。
写这篇稿子之前不久，我陪女儿看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物理实验秀。主要演员还是干冰磁铁和放大镜们，只是配上了新颖的灯光和音效，穿插了一些当前重大科技成果的元素。剧场里的孩子们，在声光电的刺激下，发出一阵阵惊叫。
我不知道，这些被搬上舞台，成了“秀”的物理们，跟孩子们的距离是远了还是近了？也许，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