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建民 文

　　那天下午，我与老妻冒着骄阳赶到女儿家看外孙女，女儿看到我俩汗涔涔的，便问想吃什么冷饮？我们脱口而出：想吃“节高”！

　　女儿一脸迷惘，不解其意。其实关于“节高”的故事，有些心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安徽省属地质队工作，妻子在安徽某乡镇中学教书，我们分居两地，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女儿由住在黄兴路棚户区的奶奶带着。

　　那年夏天，妻回沪过暑假，与女儿同住在奶奶家，我也请了探亲假，来上海与妻女团聚。一天中午，弄堂里传来雪糕棒冰的叫卖声。奶奶听到叫卖声，即刻叫住骑着自行车的小贩，买了根棒冰。女儿闻声从房间奔出来，看到放在搪瓷缸里的棒冰，立马就有些不开心了，噘着小嘴抗议：“不要棒冰，我要‘节高’。”

　　当时，上海棒冰是4分钱一根，而被女儿叫成“节高”的雪糕是8分钱一根。奶奶想着省几分钱，牙牙学语的女儿不乐意了，她看也不看茶缸里的棒冰，马上跑出家门，摇摇晃晃地朝小贩骑行的方向跑，叫着“节高”、“节高”，然而，小贩早已骑远了。

　　看到这一幕，我与妻子有些心酸。晚上，我们商定，再多增加些给母亲和女儿的生活费，也商议着尽快将妻子调到地质队学校教书，把女儿接过来，一家子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

　　回到地质队，我就向政治处提交了申请妻子调到地质队工作的报告，所幸当年地质队子弟学校恰好需要教师，数月后，妻子女儿都来到了地质队。

　　不论女儿是否在奶奶家生活，我们都照样给母亲邮寄生活费。后来，我和妻子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调回上海工作，母亲第一时间拿出了近二十张、每张三四百不等的存款单交给我，说：“你们一家能回到上海，妈妈开心，但做妈的知道你们的不易，妈帮不了你们什么，只能把你们平时额外给妈的钱还给你们……”

　　看到那些存单，我根本不忍收下。而今，母亲已离开多年，想到“节高”，想到母亲的不易，我就分外思念母亲珍惜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