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伟忠 文

　　近日，我去仙霞西路探望患病的老同事。途经水城路口，两幢灰白色的6层建筑映入眼帘，这不就是38年前，我结婚时曾住过的“鸳鸯楼”吗？望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楼栋，我百感交集，往事重现，清晰如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居民住房的困难程度，今人难以想象。一家三代蜗居一室比比皆是，大龄青年结婚无房更是普遍现象。

　　彼时，我也进入了这个行列。巧的是，长宁区房地局此时调拨了一间鸳鸯房给我供职的单位。消息一传开，立马就有8位大龄青工申请。粥少僧多，如何平衡？厂党委提出择优分配。我进科室三年，两年当选先进，又入了党，凭着这些硬条件，获得了入住“鸳鸯楼”的资格。

　　去仙霞路房管所驻“鸳鸯楼”办事处，与对方签订了租用两年的协议，我拿到了5楼一套朝北的一室户钥匙。房间独门独户，钢窗结构，面积约11.8平方米，有小卫生间和一平方米的袖珍阳台。最可心的是，有一只单眼煤气灶，可免生炉子做饭之累。请同事帮忙刷墙、油漆地面，给新家具系上红绸带，给窗户贴上大红喜字，鸳鸯房顿时面目一新，喜气洋洋。

　　虽是过渡性质的婚房，但基本生活设施齐全，想到同单位有不少大龄青年婚后不得已与父母挤在一室，或借近郊无卫无煤的农民房成家带来的种种不便，我深感幸运。

　　婚后的日子苦乐参半。那时，仙霞路正在开挖铺管，不通公交。妻在浦东上三班，早班3点半出门，走半小时，赶71路头班车。中班，妻到家已是凌晨时分。她自嘲，自己是“星光照耀上下班”。虽然苦，但我们年轻能承受，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当时两幢“鸳鸯楼”都是六层建筑，每层南北各有一排长长的兵营式的住房，中间的走道和上下楼梯十分宽敞，这是为方便租赁者经常需要进出搬家而特意设计的。“鸳鸯”们早出晚归，平时交流不多，可谁一旦有事，只要招呼一声，大伙二话不说，伸出援助之手。一天傍晚，我下楼倒垃圾，忘带了房门钥匙，煤气灶上正煲着汤。情急之下，我敲响了隔壁邻居的房门。开门的是市府小车班的司机小李，他找来一根细竹竿，让我踩在他肩上，将竹竿从房门上方的活动翻窗伸进去，抵住司必灵锁头，再往下按，试了5分钟，锁被顶开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此后，我和小李成为“鸳鸯楼”里最好的朋友，至今仍联系。

　　记得1988年1月14日凌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妻子的一声惊叫吓醒，“不好，羊水破了！”距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的妻子要早产了！事先毫无征兆，看到胆小的妻在哭泣，手足无措的我立马镇定下来，柔声安慰着妻子，第一反应就是叫救护车。我披衣起床，向楼下的公用电话间奔去。当时，“鸳鸯楼”600多户人家只配置了一台公用电话机。此时，电话间大门紧闭，我心急火燎地去敲门卫值班室的门，值夜班的老张打着哈欠问：“啥事啊？”得知孕妇有早产迹象，他也急了，说：“我带你去找肖老头，电话间是他负责的。”我和老张连奔带跑赶到肖老头家，睡眼朦胧的肖老头先是不耐烦地问：“半夜三更折腾啥？”了解情况后，他也急了，拿上一把钥匙往“鸳鸯楼”赶。夜色正浓，半道上，眼力不济的肖老头摔了一跤，老张对他说：“你走得慢，把钥匙交给小童不就行了？”

　　我将肖老头搀扶起来，他说：“不是我不放心，而是一大串钥匙，别人分不清。”5分钟后，电话打通，10分钟后，妻上了救护车，直驶长征医院。清晨四时许，女儿呱呱出世，有惊无险。

　　租借“鸳鸯楼”协议规定，租满两年须搬离，由所在单位负责分房。可事实上，真正按时“撤退”者凤毛麟角，有的“鸳鸯”孩子读小学了，还在这里生活。为了加快“鸳鸯房”流转，为新“鸳鸯”腾出婚房，协议明确，房租两年内租费平价，第三年翻一番，第四年再翻一番。好在厂工会报销了一部分租房费，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四年半后，妻子单位分房，我们才告别了“鸳鸯楼”。

　　“鸳鸯楼”是特定时期的一种大龄婚房供给，它对缓解住房紧张、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鸳鸯楼”早已退出舞台，但它存在的意义，让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