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高峰 兰天鸣 孙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公平性、均衡性、普惠性、可及性四大关键词，描绘了一幅温暖而坚实的民生图景。

　　重塑民生保障的韧性架构

　　《意见》文本不长，但干货很多。可以说是直面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强调通过制度性改革破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将分散的民生痛点转化为系统治理的方程——通过社会保障的“去户籍化”、公共服务的“常住地化”、基础民生的“品质化”，重塑民生保障的韧性架构。

　　细读这份3700多字的文件，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制度重构、精准施策和技术赋能。

　　在制度重构方面，最具突破性的当数社会保险制度的去户籍化改革。“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虽只短短19个字，却可能改变3.7亿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曾指出：传统劳动关系框架已难以适应灵活就业趋势，需重构社保权利义务设定，重点覆盖外出农民工、个人身份参保者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类群体。当一位外卖骑手能平等享受企业职工的同等待遇；当进城务工人员不再因户籍障碍“参保无门”，社会保障才能真正回归其“分散风险、互助共济”的本源。

　　《意见》在精准施策方面的着墨，勾勒出我国民生治理向更精细化跃迁的轨迹。比如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面向低保边缘家庭的认定办法，为适龄女孩接种HPV疫苗的专项安排等，无不显示出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痛点的精准把握。这种“滴灌式”的民生保障，与传统“漫灌式”福利形成鲜明对比。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能是必选项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能是必选项。这在《意见》中同样得到体现。“充分运用大数据比对与实地摸排相结合”的动态监测机制，让社会救助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健全参保激励约束机制”中的信用评价体系，使政策执行更具科学性……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政策效率，也重构了民生服务的供给模式。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台账越来越多，重复填报累人”“事务性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连走访居民家里的次数都变少了”……过去，这是一些基层在工作中面临的瓶颈难题。

　　近年来，上海不断深化“社区云”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应用与创新，通过数据共享，助力工作流程再造，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让基层干部从“绑在台账上”到“忙在点子上”。目前，上海开通该平台的居（村）民委员会总数6700余个，日均使用量138.67万次。

　　“过去下沉居村的信息系统条线多、登录不方便，不同部门的政务系统互不联通，居民区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本子上抄下五花八门的账号密码，操作时要在多个页面切换，影响基层工作效率。”杨浦区殷行街道市光一村第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庆对记者说。

　　随着新版“社区云”投入使用，上海15个市级部门下沉居村组织的信息系统，实现了“一次认证、一口登录”，将居村工作人员从繁琐的信息系统使用中解脱出来。

　　“居民区干部一键就可以抵达‘千条线’对应的不同信息系统，比以前省力不少。”一年多使用下来，朱庆感受明显。

　　不仅是“减系统”，“社区云”更为基层工作“增效能”。据悉，上海已累计向基层共享回流6.63亿条数据，助力基层充分发挥数据治理主动性，提升治理精细化程度。

　　目前，上海各区充分利用回流数据建设近40个特色应用。例如黄浦区的“要素一张图”实现域内居民、房屋、企业、店铺等可视化管理；松江区的“因病致贫预警共享平台”实现救、防并举，筑牢因病返贫“防火墙”；杨浦区殷行街道的“基层数治助手”实现开发智能外呼等智慧场景，解决了居民区干部通知电话“打得耳朵疼”的问题等。

　　不仅是居民区干部受益，居民也通过“社区云”得到了更精准的服务，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不少上海市民关注社区事务时，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打开“上海社区云”微信小程序。

　　“我们在‘社区云’上发布了楼道微整治更换灭火器活动的信息，参与度很高。”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公交新村居委会主任胡云说，“以往的更换活动大多是居委会干部发动楼组长一起干，耗时长不说，也无法唤起居民的消防意识。通过‘上云’发布活动，居民积极性高了，半天就完成了400个灭火器的全部更换。”

　　发展的温度，应当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获得感中

　　当然，民生政策最大的价值，不在文件厚度，而在百姓感受温度。好政策离不开真落实，关键在“最后一公里”。《意见》专门将“保障措施”单列一章，就是要让这份民生蓝图转化为群众实际的获得感。这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层面，当务之急是细化配套措施。比如“合理确定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需要建立与消费支出挂钩的动态调整公式；“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必须明确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机制。同时要防止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警惕个别地方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延迟改革。

　　市场力量在民生领域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意见》中“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的表述，为市场主体参与民生建设留出空间。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大病保险经办，房地产企业建设共有产权房，都是值得探索的政企合作模式。

　　社会参与则是政策落地的“润滑剂”。社区组织在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可以发挥信息枢纽作用；行业协会能协助制定灵活就业人员职业标准；第三方机构可参与公共服务质量评估。这种多元共治模式，既能降低行政成本，又能提升政策认同度。

　　站在更宏阔的历史维度看，这份民生《意见》的出台，是对发展逻辑的重新定义。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生改善不仅是发展的结果，更应成为发展的动力。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有助于稳定就业市场预期……这些民生投入不是简单的财富再分配，也是对社会资源、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

　　在人口流动规模接近4亿、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当下，这份文件既是对群众期盼的郑重回应，也是党和国家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的关键部署。其真正价值，不仅在于那些可量化的政策指标，更在于传递出这样一种治理理念：发展的温度，应当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获得感中；制度的优越，最终要由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来检验。

　　（来源：新民晚报、新华每日电讯，配图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