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那篇冠绝古今的《陋室铭》，是在一间逼仄的小屋中写下的。这间陋室，系居室、客厅、书斋三合一，却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可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作者高洁的书生情怀让陋室清馨无比。

　　古人称书房为斋。读书人当然期望有一间单独的书房，再冠以一个典雅的斋名，无疑是一种幸福。

　　梁实秋曾写过一段深情的话：“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半是没有书房的，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了。”

　　德国伟大的歌德，他那间卧室兼书房的白墙原木房间，简朴而又逼仄，然而却是主人思如瀑布、笔走龙蛇的空间。歌德为此解释道：“豪华舒适的陈设会扰乱我的思维，使我陷入一种迟钝怠惰的状态。”

　　中国伟大的孙犁异曲同工地说过：“穷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古今中外，道理是相通的。看来，逼仄而多功能的小屋也可以是书房。

　　我年近七十，一辈子就爱看书。对书房这件事，窃以为：斋可各异，有书则馨；书可多少，读通则灵。

　　从结婚时煤卫公用的一室户，到三口之家的两室户，再到今天老夫妻的一室一厅，都没专设书房。但结婚时买的那张带玻璃的书橱，却相伴了我40年，即使斑驳支离总舍不得换掉。是它陪伴着我纵观历史、探索人生，一起俯仰天地万物。至于书桌，过去都是餐桌兼的。退休以后就利用老妻舍不得丢掉的缝纫机，放在南窗边做了书桌兼电脑桌。

　　说到藏书，我以为除了做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之外，不必成千上万册。常人的精力和需要毕竟有限，而书几乎是无限的。为什么有人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多”？因为要用的资料不知在哪一架，或者买来的书没认真看过，反倒查找出一身急汗来。现在图书馆那么近，网上查询那么方便，一般的读书人乐得资源共享，简约环保。

　　我套用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体制，定了200册的藏书限额。其中50册为“常任理事国”，均系常读常用的经典书和工具书。余下的150册为“非常任理事国”，隔几年调整一次，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了。读书最重要的就是求“通”，能读通其中的一部分，已是人生一大快事了。

　　更何况自古以来的文化追求者，大多是终年漂泊、居无定所。他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路上、厕上、马上，皆成文章。郭沫若所说的“临风咏成书”更是一景。某种意义上讲，陋室、天地、社会都是书房。

　　面包有了，书房当然也会有的。因此暂时还没有独立书房的读书人，一点也不必为此影响自己的读书，反倒更得以亲近古人传递下来的“寒窗精神”。在比较艰苦的居住条件下苦读求通，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