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均值”高“方差”小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从“方差”与“均值”的视角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

　　“首先是均值高。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成效，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钱颖一说，在超市的收银台、银行柜台、医院挂号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规律性、大规模的操作上，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教育的成绩不可否认。”

　　但是，“方差”小。钱颖一解释道，简单说“方差”小就是尖端人才少，杰出人才少。

　　钱颖一指出，如果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个性发展受压抑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减少。所以“方差”小，可能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了。

　　钱颖一提醒说，“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当经济水平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只要均值不低就可以。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创新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

　　“过度行政化”影响创造能力

　　“过度行政干预是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诱因，严重影响大学的创造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如此回答“钱学森之问”。

　　项贤明认为，学术权力形成的基础是学术组织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权威，运作逻辑和行政权力不一样，它是平行的。导师说的不一定比学生对，教授说的不一定比讲师对。而行政权力最后的逻辑是层级的。

　　“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大学教授的官僚化，影响了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队伍的建设，这是对大学最严重的伤害。”项贤明说。

　　对此，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呼吁，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要简政放权。要改变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对管理的具体入微，过于琐碎的现状，尽快建立管理的新体制，把过程管理的权力交给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比如取消全国统一的文凭颁发制度，学校直接颁发学位证书，学校直接颁发证书，对自己的办学质量负责，并接受社会和评估部门的监督。

　　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作家周国平把教育的核心归结到“人”上，并呼吁加强人文教育。

　　“人文素质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之一，社会转型的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民的人文素质偏低。”周国平建议，改革政治思想教育，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教材，发掘其中的人文精神。

　　“如果说教育在知识和能力上是均值高，方差小，那么在素养和价值的培养上，则是低均值，高方差。”钱颖一说，从反腐中暴露出的触目惊心的问题可以看出，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智商很高，人格低下。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程介明说，与以前能产生大科学家、大明星的时代不同，当今的时代更加多元化，如今要产生一个爱因斯坦那样的人并不容易。“钱学森之问”是个好问题，但答案也许并不是产生出几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简单。　　　　■白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