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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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电视台播放的文革题材电视剧，海了去，但就一个字：假！假在何处？奥秘在女性的那两根眉毛上。大家可以看看，那两根眉毛又细又长，临到眉梢处，似乎还曲里拐弯往上一挑。美则美矣，却是在文革时期根本不存在的——绝对不允许存在！记忆犹新的一件往事很说明问题：当年厂子里开行车的一位女工，带了一个女性朋友来厂里洗澡，第二天忽然被人举报，说她带进厂里的那个女人画过眉毛！于是，该女工立即被厂保卫科约谈，不仅要她交代画眉毛女人的尊姓大名住址单位，而且还要她把这个资产阶级的女人在三日之内带到保卫科来讲讲清爽……

    这是不是有些可怕？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细节决定成败。这样的眉毛故事，在今天的文革影视剧中忽然成了大大的难题——所有的女演员皆为爱美之人，爱美之女岂可不画眉毛？找国色天香的女演员不甚难，找没画过眉毛的女演员则难上加难。但是，倘若用画过眉毛的担纲文革题材影视剧的女主角——无论她是走资派造反派革命群众芸芸众生，均是大大的败笔，任你编剧再把剧情编得如何天花乱坠，仍免不了一个“假”字。

    是的，厂子里从来不属于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

    有一日，又是召开班组紧急会议，追查一行用黑漆涂写在从热轧机里压延出来的滚烫铝板上的“反动标语”：“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

    保卫科的人说，这几句话太反动了太反革命了，尤其最后两句“挖野菜，也当粮”，完全是在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苏修的“中国人吃不饱肚子”“穷得三个人合伙穿一条裤子”唱的是一个调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揪出来示众！

    万万没料到，话音刚落，还没动手揪，“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忽然自动跳了出来，说，这是我写的。众人一看，顿时目瞪口呆，竟是副班长老高！

    老高一脸的无辜，说，这是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歌谣，后面还有几句呢，没来得及写。

    班长连忙问，后面的几句是什么？老高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吟哦起来：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天天打胜仗！

    追查“反标”的故事戛然而止画上了句号。

    其实老高是个很有故事的人。他原是国民党军队被抓壮丁的兵，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一个“反正”成了华东野战军的一员，参加了攻打孟良崮一役，因立下战功提拔成排长。上级决定进一步培养他，让他去参加高级军校学习。老高总在叹气总在后悔，说不该在去军校的途中经过老家回去住了一宿，这一宿把自己的大好前途给毁了！他说，一回家就遭到了老娘的千埋怨万抱怨，说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没娶媳妇，让娘以后怎么在村子里抬得起头来。又说，已经给他说了一房媳妇，是前村老张家的闺女。老高动用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拼命灌输给老娘，谁知老娘不但没听进去，反而乘着儿子熟睡之际，将部队开给军校的介绍信立功奖状身份证明等等一古脑扔进了火炉中烧了！老高只得返回部队接受了处分，军校自是上不成了，一个转身去了朝鲜战场，降职当了一个班长。他经常给我们看的，是一份1955年颁发的部队复员证，上有国防部红色大印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名。每每其时，他总会深深地叹一口气，说要不是我那糊涂的老娘，我最不济也是一个校级军官了，和我那一拨去军校的，一毕业个个成了少校中校，唉！他的眼神里满是极度的迷茫和失落。我们都知道，这时的老高是上海市郊一户菜农人家的穷女婿，好像有了儿子也有了女儿，生活得极为贫苦。

    那时候，厂子里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是一起叛国投敌案。其实还应该加上两个“最”字：场景最大——是在容纳万把人的杨浦体育场召开的公审公判大会；场面最热闹——来了不少杨树浦工矿企业的职工，我们全厂的工人均列队前往席地而坐。

    Z君是此案的主犯，当时正年青，模样长得比后来那位闻名遐迩的歌星费翔更英俊更潇洒，据悉Z君的奶奶是法国人。也许是这么个原因，他忽然萌生了去法国的念想。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从正常渠道前往法国，只能走“歪轮”——偷渡。虽然此乃不得已的下策，却具有可能的可行性。不知他和他的朋党是如何谋划的，最后选定了一个社会主义邻国作目标，从那儿偷渡上岸，尔后再设法从第三国第四国转道去西方的法国。中国与该邻国仅一江之隔，据说并不比黄浦江宽多少，无论蛙泳蝶泳自由泳或狗爬式均可很方便地到达彼岸。而且，在边境那儿的小城市里有一个大串联中结交的铁哥们，答应作向导共同潜往邻国。

    Z君的策划很快获得了朋党们一片声的点赞。

    其实，Z君在厂子里的朋党均是一帮文艺爱好者，至多属于愤青一路。除了Z君写过几首不登大雅之堂的歪诗，其中一位擅拉小提琴，另一位专攻拍照摄影。讲穿了，他们均是口头革命派，听过说过算数，瞎起哄罢了，谁也没那个心思跟着他去实践惊心动魄的偷渡。不过，也不尽然，却有一个啥文艺细胞也没有的大老粗工人C君，不但热烈响应，而且身体力行投入了实践——当即去杨浦游泳池起劲十分地学习游泳。事发后，引起了厂子里不少工人的哂笑，刚学游泳没几天就想横渡黄浦江，不弄成氽江浮尸算是便宜他了！

    于是，Z君C君便出发了。那个搞摄影的Y去了火车站给他们送行——尽管Y没去边境，但后来理所当然地作为同案犯处理了。当时Y是骑着Z君的一辆十六寸自行车去火车站的，临告别时，Z君慷慨地将自行车送给了他。这一下更要命，同案犯的罪名洗也洗不掉，算是坐实了。

    话说，他们日夜兼程地来到了隔江相望的边境小城，并且去了实地踩点，风平浪静，一无警戒。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偷渡的那个晚上，Z君没来由地突然拼命思乡——思念的是他上海的那个家！接着，他作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不去了，明天就买火车票回上海！

    同伴们去偷渡了，他在旅馆的小房间里来回踱步。从床到门是七步，从门到窗是七步，再从窗到床也是七步。他突然站下了，似曾相识又何等熟稔呵！恍如一道闪电从心头掠过，这不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的那本《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中对牢房的描述吗？七步，七步，又是七步！

    这时，旅馆房门被擂响了！几个公安人员破门而入。他被捕了。

    这，切莫以为是小说家言，而是Z君在全厂批斗大会上交待的实录。惟其真实，所以不忘。

    后来才知道，当那些偷渡者甫一下水，原本杳无人迹的江边一下子冒出了不少人影，伴随着手电筒光柱划破夜空的是声声喝令：举起手来！不许动！

    被押解回上海之后，对这一起“叛国案”的处理也是一波三折。初，说是要判刑，后来，说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后来，又决定作“拎帽”处理——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拎在革命群众的手中，若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立即将“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上！

    一来二去，在反反复复的争议声中，迎来了“一打三反”的严峻时期。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中的一场政治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这一下，谁都逃不了一劫。杨浦体育场见证了被五花大绑押上台的Z君C君Y君，听到了庄严的宣判：Z君C君被判以十年有期徒刑，Y君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工厂革命群众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均获得了平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在公交车上偶遇Z君，西装革履一表人才，随手一掏，一叠名片，原来他已是生意场上的弄潮儿。Y君呢，艺术天赋令他走进了一片新天地，不时见到他的摄影作品印制在大幅年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