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取消过年之举。

　　第一次在1912年。据汤伟康、杜黎《沪城风俗记》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为推行新历法，通令全市，废阴历年改过阳历年，将元旦改在阳历（公历）1月1日——此前上海人一直将春节称为元旦——此举着实惊世骇俗，但除了公职人员外，上海城市里应者寥寥，上海乡村不予理睬。没有节日气氛，都督府有点慌了，竟将元宵节日改在阳历1月15日，发动各行各业扎花灯，想弄出点年味来，结果大象屁股推不动，只有各业所属商团支队积极响应。假 “元宵节”，只见荷枪裹着绑腿的士兵，打着花灯满街走，被人奚落为“夜观兵”，有上海竹枝词为证：“提灯盛会到天明，沪上堪称不夜城。但见商团军士众，乡人只说夜观兵。”改用阳历元旦替代春节，此路不通。此后，上海春节又恢复了。但春节的一个重要内容，娱乐休闲方式有所改变。过去听老戏，民国有新戏，在光复上海时攻打清军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冲锋在前的革命伶人夏月樵等人，自编自演了 《秋瑾》《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等新编京剧，广受欢迎，风头盖过了传统京剧老戏。

　　时隔50多年，上海又来过一次取消春节。那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第二年。1月25日，某造反派不过春节的倡议书在上海某报刊出，报纸配发评论说，春节算得了啥，革命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 “盛大的节日”！接着，上海另一家报纸也发表《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评论相呼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要不是那一年，我的邻居兼同学去给他哥哥送吃的，此事我肯定了无印象，因为那时学校不上课，我们成天野在外面。这一天是年三十，午饭后我们正在弄堂口玩耍，同学姆妈扯大嗓子把他叫回家，不一会，他夹着一个用小棉袄裹着的东西，跨上脚踏车，顶风上路。走时向我神秘地眨一眨眼，说是执行任务，回头再对我说。几天后，他说他那天是给在上海远郊农场的哥哥送菜，因为今年上海取消春节不放假，他哥哥不能回家来了。他姆妈烧了兰花豆腐干、红烧大排、油煎带鱼等，都是凭票供应的，装了满满的一长方形的铝饭盒子。他带着饭盒子踏了3个多小时，赶到农场时，饭盒子里的菜还温温的。哥哥在食堂买了几份蔬菜，两个人就着饭盒子的大鱼大肉，用搪瓷杯子喝香醇的米酒，吃了一顿难忘的“年夜饭”。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智慧。虽然上海春节的某些习俗，也在演变之中，但骨子里的内核，至今也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