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寒，心里头最想吃的，就是粥，平平常常、热乎乎、烫乎乎、不稠也不薄、面上起着“米油” 浮皱。

　　吃热乎乎的大米粥，总会联想到一封关于粥的书信。

　　这封信，是清乾隆年间，1744年的深秋初寒之时，时任山东范县县令的大书画家郑板桥，写给他江苏兴化老家的堂弟郑墨的。此时郑板桥五十二岁，是他担任县领导后在官署中寄出的第四封家书，意味深长。

　　信里讲到喝粥：“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板桥于粥实在是感慨，信中连呼：“嗟乎！嗟乎！”无论几辈，粥总是一代又一代的熨贴人心。

　　最好吃的粥自然出于农家。“文革”前咱读初中，每年要下乡支援“三秋”，“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农民家里，吃到最好的白粥。农民用大灶煮饭之后，趁灶膛里的柴禾还有余火，赶紧在陶罐里放好米和水，闷上盖，埋进灶膛里。个把小时之后取出，拂去柴炭，揭开盖子，那罐白粥之香、之魅、之诱，难言，至今难忘。当时彼处是粮棉产区，“工分”少，颇贫，连日常吃菜都不易。

　　平平常常的粥，一到广东人手下，就变得复杂起来。从青菜萝卜、肉末牛髓、山野果仁一直到水蛇、田鸡、田螺、鱼片、海蜇、小虾、鱿鱼、淡菜、干贝，至于紫菜、皮蛋、猪肝、油条、花生、蛋皮、咸蛋黄、香菜更为粥里常客。家主婆籍贯广东，说一天最好要吃15种以上的物品，且颜色必须兼顾红黄蓝白黑，平日里五花八门的粥使咱不堪其扰。在她辛辛苦苦煮好的粥里，不时会突兀地出现半硬半软、磕磕碰碰的莲子、花生、腰果、鸡头米、葡萄干……我的舌头、牙齿好像走在高高低低的台格路上，得时时警觉，时时探寻。

　　还是怀念小时候母亲熬的最简单的大米粥加猪油盐，滚热的大米粥加一筷子冻猪油，撒一小撮盐，一小撮葱末，软滑顺溜滋腴可人。提起猪油，平头百姓的“王者之香”，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饥饿困苦时期那种窘迫日子的，绝对体会不到猪油在老百姓心目中又亲切又可爱又崇高的地位。那时，一块洁白、滋润、新鲜、厚敦敦的猪油，受欢迎的程度，“嗟乎！嗟乎”。在全家每天只能凭卡配售到半篮老菜叶的日子，人们奢望猪油“如大旱之望云霓”。寒冬清晨，朝滚烫的米粥里挑点儿猪油，洒一撮盐，搅几下，香味扑鼻。急急的喝下肚，浑身发热。倘能如此，老百姓便感到真是过上了好日子。凛冽清晨，父母匆匆喝了粥，紧紧围巾，赶轮渡，上班。咱们则浑身发热，抽抽鼻子，整整红领巾，冲进寒风，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