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五彩缤纷的故事，有甜蜜的、快乐的，苦涩的、痛苦的，随着岁月流逝，多数往事又会逐渐从记忆中消失。然而1972年春节我回沪探亲路途上所发生的一件事却刻骨铭心，在我的心弦上久久振荡，流逝的岁月始终冲不淡。

　　那时我还在贵州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年春节前，父母总要翘首盼望，盼我早日平安归来一家人能欢欢喜喜过个团圆年。1月中旬左右，我怀着归心似箭的心情坐上了拥挤、嘈杂、脏乱的班车，在经历了近5小时的长途颠簸后到达了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准备坐第二天的火车回上海过春节。

　　上世纪70年代，由重庆开往上海（上海开往重庆）的直达快车是两天一班，遵义属中途站，记得列车好像是早上4点多钟抵达，上下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其紧张与拥挤程度是可想而知。

　　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旅馆服务员就把我早早地叫了起来，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大街上，伴着泛黄的路灯肩扛手提着行李，步行了约半个小时后来到了车站售票大厅，大厅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购票了。那时火车晚点是经常性的，遵义车站一般在列车到达前的1小时内开始售票，列车进站前10-15分钟开始检票进站。当我手捧购得的回沪车票时，几天来的劳累已随着我无法言表的喜悦心情烟消云散，我仿佛已经回到了上海，幻想着和父母亲、兄弟姊妹团聚的幸福享受……

　　当列车刺眼的探照灯划破夜空并伴随着机头的喘息声越来越近的时候，站台上的人们开始骚动了，我也随着人群涌向列车，列车停稳了，车门打开了，到站的旅客还未完全下完，站台上的人们肩上扛着手里拎着的大小不一的包便迫不及待地疯狂地向车门蜂拥，有些人挤到前面但行李在身后拉不过去，堵在了门口更显得一片混乱，站台上满是各地口音的叫喊声、站台上的广播声，列车员则面无表情。回想起来，这争先恐后的混乱场面与美国大片《2012》世界末日来临时，那些达官贵人蜂拥挤上“诺亚方舟”如出一辙。

　　我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口却东倒西歪怎么也挤不上去，这时有三四个没有行李操着上海口音的好心人（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在我背后用力地推我，还有一个人在我的前面用力拽我上去。当满头大汗的我好不容易挤上了列车刚想松口气时，突然发现左上衣口袋的扣子解开了，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其他几个口袋，钱包不见了，钱包里还有120多元呢，在那个低工资低物价时代，120元绝对不是一笔小数字。我回头一看，几个上海口音的人不见了，他们没有上车。我突然明白了，肯定是那几个上海口音的“好心人”趁着拥挤混乱之际将我的钱包偷了。心急如焚的我把情况简单地向已经上车的旅客说明了一下并委托他们照看一下行李，又慌慌张张地挤下了车，去找那几个家伙，可偌大的站台上哪有他们的影踪，我怀着侥幸的心情向仍在车站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说明钱包被偷了，询问是否抓到了小偷等等，不等我的话说完，一个手拿铁皮话筒的纠察队员就用恶狠狠的口气说：“我们一直在宣传要你们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你提高了吗？你现在钱被偷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找回钱包无望了，我低声地骂了一句就快步转身奔向列车门。站台外，寒风，空空洞洞地吹过，黑暗笼罩着大地，我的思绪如同站外黑夜一样茫然，回家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怀着沮丧和懊恼的心情来到车门口挪着沉重的脚步，眼看无法找回钱包，列车又马上就要开了，脑子一片空白。

　　列车开动了，向着家乡的方向。本可以在火车上与其他的旅客天南地北尽情地胡侃一番，欣赏欣赏沿途迷人的风景，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无限风光，此时的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了。

　　列车到了贵阳站，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把旅行包在行李架上安放好后，就把头倚在车窗边，闭着眼睛回想着早上发生的事，心里头在不断责怪自己这么大意，这么不小心，让那些可恨的小偷得逞了，有时也无目的地睁开眼睛，目光随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一起奔跑，窗外是大块大块的农田，偶尔穿插村舍炊烟袅袅，车内的广播中传来的是激昂的革命歌曲，我却带着忧郁伤感的情绪，在为那120多元钱被窃走而痛苦着、后悔着。

　　那其中的七八十元是供销社的熟人托我到上海买那时流行的塑料花和其它物品的，余下的则是我出售砍伐杉树的收入以及平时父母寄来的生活费，我没舍得花，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才积蓄下来的。家里经济本来就不宽裕加之已经有两个人插队落户了，我怎么能再开口向妈妈伸手要钱呢？想到此我不由得又一阵阵心痛懊恼，不断地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才酿成如此后果。

　　无精打采的我只得漫无目的地看着窗里窗外打发着时间，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列车过道斜对面的座位坐着一个女同志，她的上海口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约二十七八岁左右，脸色红润皮肤白净，乌黑的短发，整齐的刘海一字排列在额前，娇俏的瓜子脸搭配着两个酒窝，水灵灵的双眼配上一副挺直的鼻子，嘴巴小小的，薄薄的嘴唇红润红润的，纯真的脸上总露出梦幻般的灿烂笑容，显得很是窈窕动人。在农村，看惯了村妇村姑的长相，更觉得她有着一种别样的美丽和吸引力。

　　其实，在那时的列车上，人们很少有彼此防备的戒心，人与人总是很容易走近，也没有什么拘束。大概因为同是上海人的关系，很快我暂时忘记了烦恼与不安和她攀谈了起来。在闲谈中知道她是上海二医大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在重庆一家工厂做厂医，爱人在厦门工作也是医生，这次是分居两地的夫妻分头出发到上海探望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