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凌晨4点坐在床上写作的习惯。这天，我从梦中醒来，在梦中我又一次见到了我的祖母，见到已故50年的她。

　　那是1959年的初春，春荒让摔倒后卧床3年的奶奶，因饥寒交迫、病情加重，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祖母生于1881年清光绪年间，如果她老人家还健在的话，到今年已是129岁高龄了。

　　60年前，我未满周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奶奶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历经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极度伤心。父亲早逝，撇下了家中老小。母亲是个小脚女人，身患疾病，无法承担繁重的农活，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大都压在了年过花甲的奶奶肩上。我兄妹5个，我排行老小。就在父亲离世的当年，比我大两岁的二哥也病饿而死。还是因为饥饿缺乏营养，我在襁褓中整整3年了还不能下地学步。我孱弱得皮包骨头，奶奶像个男人一样，顶起了家庭的天，里里外外一手操持，屎一把尿一把地配合我的母亲，把我们拉扯大。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在乡下草屋昏暗如豆的油灯下，祖母给我缝补衣裳的情景，那昏暗、跳动的捻子油灯，照亮了她满头的银发和弯曲脊背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家境贫寒，我们做不起衣裳，一年四季就穿一身衣服，春秋天的衣服，是冬装抽去棉絮改制的，到了严寒的冬季再把棉絮装进去。我常常因为棉衣过于板实、太凉，而不愿意穿上身。奶奶总是耐心地抱起我的棉衣，放在灶门上烘热拍松后，才让我穿上身。我小时候吃饭一直不好，奶奶给我“开小灶”：抓上半把面粉，兑上少许的水，拌成细碎的面疙瘩，又从鸡窝摸上一个还带着温度的鸡蛋，给我做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疙瘩，让我独享美味。

　　祖母30出头时，丈夫就病逝了，年纪轻轻就守寡，养成了自强不息的性格。她一生勤劳，节俭持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有一年，学校里组织学生到镇上去看话剧《白毛女》，我问奶奶要两毛钱，她硬是没给我。等我回来后，奶奶把我搂在怀里喊着我的乳名说：“奶奶对不起你！你刚走，我就后悔了，孩子要两毛钱，我为什么就不给呢？孩子别怪我！”奶奶说着说着，眼泪就刷刷地流淌下来，说罢，祖孙俩就抱头哭了起来。回想起来不能埋怨奶奶呀，主要是日子太艰难了，我的二哥不就是因为家中贫困，病饿而死的吗？

　　一年夏天，我得了疟疾，一连发了六七场，眼看着人就不行了，家中无钱，买不起药、上不了医院。奶奶四处求人，好不容易借了钱给我买回了药，吃后不久病就好转了。在我生病时，奶奶就在我床边好多天不能安睡，半夜打着蒲扇为我驱赶蚊子；我发高烧时，她把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降温……

　　祖母为人正直，性格倔强。20世纪50年代初，家乡“土改”开始，工作队进村，村上一个姓张的外姓，勤劳吃苦，靠劳动置业，从不欺负他人，却因得罪了当地一个有权势的人而被划高了成分。奶奶得知后，找到工作队反映情况。工作队经过调查，认定所反映情况属实，采纳了奶奶的意见，重划了成分。

　　记得我7岁上学那年，母亲随二姐到了合肥，大哥是生产队青年队长，带领青年社员到怀远县开挖淮洪新河去了，家中就剩下我和奶奶两人。在这期间，奶奶挑水时不慎滑倒摔伤，瘫痪在床，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而我也就从这时起，开始伺候她老人家。我学会了做饭，给奶奶梳头、煎药、端茶、送水、倒便盆，去冰冷刺骨的水塘里洗衣服，星期天割草拾柴，艰难的生计让我感受到奶奶曾经的艰辛。后来，村上一度收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坛坛罐罐，村民全部到村里的食堂吃大锅饭。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屁颠屁颠地往食堂里跑，排队打饭。说是饭，其实就是两个窝窝头或者蒸山芋之类。我和奶奶都是吃“二馍”的，因为是非劳动力，只能吃比劳动力小一号的馍馍，当时称其为“二馍”。好在我学习比一般同学用功，虽然回到家里要照顾病号，还要排队打饭，上山下湖割草拾柴，但我的成绩没有受到影响。

　　我上小学的那个年代，农村照明用的煤油全是计划供应，一家一户按月按人头核发油票。为了节省煤油供我晚上写作业，奶奶宁愿摸黑做事。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在奶奶病重期间，她还不准我们为她点灯，要省下油让我学习。

　　奶奶去世那年，家乡推行“一大二公”，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充了公，更不用说给奶奶打制棺材所需的木料了。没有办法，只好把奶奶当年陪嫁的大立柜，拆去隔板把奶奶安葬。

　　出葬后回到家里，我看到我和奶奶住的那间老屋里空荡荡的，我一边喊着奶奶，一边跪地大哭起来。

　　之后多少年，每当想起那情那景，我内心的酸楚便一下涌到鼻端，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此时，我无论工作多忙，总要抽出时间，带上妻儿到奶奶的坟前，站一站、看一看，烧上一沓纸，献上一束花，给她的长眠之地培上几锹土，以此寄托我对奶奶那久远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