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新居后，父母还在朝南的阳台上种植了许多花卉，并且在钢窗沿挂上了几盆吊兰，每天下班后就在阳台上侍花弄草。

　　当绚丽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时，房间中春光明媚。为此，我特意在吊兰花前摆弄了一个造型，留下了一张“倩影”，眸子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然而，人有的时候也真怪。住进了独门独户的新居后，没有了住在松花新村、长白新村时，因煤卫合用而形成的那种“七十二家房客”般的亲密关系，反而觉得有点不习惯了。各家各户房门一关，互不往来，虽然减少了“张家长、李家短”的鸡毛蒜皮邻里纠纷，大家的言谈举止似乎也文明了许多。但是，总觉得这种邻居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让生活在楼房里的人失去了互动的活力。面对每天见面，却又陌生的邻居，颇为失落和茫然。

　　于时，痴迷文学创作的我，写了一篇微型小说《乔迁之忧》，发表在市总工会主办的1982年第2期《工人创作》杂志上。这篇微型小说是我由手写“爬格子”而变成铅字的处女作，捧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杂志，我好不激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狂潮席卷大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是很难的。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能够在市级文学刊物刊登作品，也算是“特大喜讯”了。

　　一些共同在“文学小道”上艰难“跋涉”的文友，纷纷“敲竹杠”，要我请客吃饭，美其名曰是“隆重”庆贺我的处女作诞生。我便将那篇微型小说发表后所得的两元稿费，再“奉献”出一个月的微薄工资，请他们到一家饭馆大吃大喝了一顿。

　　想不到，那帮“文青”与“愤青”兄弟们在酒足饭饱之余，居然打着文学评论的幌子，“责骂”我这篇微型小说的主题将工人阶级搬入独门独户新公房，过上幸福日子后的“乔迁之喜”，硬写成“乔迁之忧”，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严重地歪曲了主题。更有一位索性上纲上线，搞起了“阶级斗争”，大肆抨击我有“恶毒攻击”的嫌疑。我一怒之下，端起盛满“土烧”的酒杯，对着那小子一阵猛灌，立马将其灌得趴倒在桌下……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依然为自己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敏锐地察觉到这样一个接地气的社会问题而“沾沾自喜”。

　　不是吗？当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住进高楼大厦和商品房住宅后，却开始留恋起往日那种彼此相互照应、“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关系。

　　于是乎，“睦邻中心”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个住宅小区。我想，这不仅仅是人类对逝去岁月的一种怀旧，更是对自己生存方式与环境的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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