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住在广远新村的那十年，是我们全家最舒心、安逸的十年。1989年我结婚成家后，便自立门户，搬进了杨浦区政府分配的控江新村。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由杨浦区机关分房领导小组签发的“分房通知单”。签发日期是1988年12月18日，分配的房屋是控江二村107弄6号103室。尽管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房型为一间16平方米，煤卫三家合用的老公房，但对我这个机关里的小青年来说，能够分到一间独立婚房，绝对是要从内心深处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当年，我们一家三代同堂六口人，蜗居在松花一村7号14室那间15平方米的斗室，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那个时候，国家实行的是福利分房政策，机关里的年轻人结婚时，只要属于无房户，一般都能分到一间独立的婚房，这点足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羡慕嫉妒恨”了。随着福利分房政策的取消，如今，我手头的这张“分房通知单”，显然是一份见证一个时代、一项政策的珍贵档案史料。

　　结婚成家后，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居住在温馨的独立空间，听不见父母的唠叨，没有了父母的“监管”，使我有了终于“单飞”的兴奋感。但1991年夏季的一场台风暴雨，却让我不由对地处双阳路延吉中路的控江二村107弄的地势环境担忧起来，彻底领教了什么叫“水深火热”。

　　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8月的盛夏，受东亚季风的影响，这个季节的上海经常要受到台风暴雨的侵袭。一天深夜，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暴雨声惊醒，打开电灯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只见房间内“水漫金山”，门缝下一股股水流正在不断涌入，鞋子、凳子等飘浮在水面上，我赶紧唤醒熟睡中的妻子与两岁的女儿，然后迅速和妻子一起端着脸盆朝室外排水。

　　此时，年幼的女儿却被眼前“波涛汹涌”的场面惊吓得大哭起来。手足无措的我只得把她放置在一个大澡盆里，作为临时“救生艇”，任其在水面上“游荡”后，才总算不再哭闹了。

　　夜幕下的控江二村107弄已是一片泽国，人声鼎沸，邻居们纷纷起床，女人在家中紧张地将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男人们则撩起膀子，紧张地用草包、木板在大门外筑起一道堤坝。于是，我立即加入到邻居们的“抗洪救灾”战斗中。一位邻居告诉我，延吉路、双阳路、控江路一带地势低洼，排水设施陈旧，一旦降雨量集中，就会形成严重积水，造成大量住在底楼的居民家中进水。

　　“小刘，侬是新搬来的，这种在大门外筑坝、拷浜的生活，阿拉是老吃老做啦！”这位邻居苦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凌晨时分，水流依然还在汩汩地涌进屋内。为了安全起见，我只得让妻子带着女儿转移到丈母娘家，自己继续和邻居们一起“拷浜”。没料到，此时的女儿却紧紧抓住大澡盆不愿离去，只见她开心地乘坐在这艘“救生艇”上，嘴中还不停地哼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下可真让我哭笑不得，又急得双脚跳，只得命令妻子将其“强制带离”。

　　第二天，当我从报纸上读到“本市杨浦区江浦路陈家头地区，因这场特大暴雨导致屋内进水，致使家里水中带电，两位市民不幸触电身亡”的新闻后，不禁后怕不已。太危险了，那晚我家的进水也差点漫过墙角上的电源插座啊！

　　根据《江泽民在上海》一书的记载，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曾在1985年8月1日，第六号强台风袭击上海后，听到市防汛指挥部汇报：“全市中杨浦区积水最严重，全区17个街道有16个街道积水，9200户居民家中进水，其中控江路、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已一片汪洋，平均积水50公分，最深的超过80公分”后，焦急万分，在当天中午11时40分，冒着大风暴雨赶到控江路双阳路视察积水情况，慰问受灾居民。

　　控江二村107弄住宅区正是江泽民同志视察的地区。由此可见，该地区的灾情有多重。我结婚时购置的那套组合式家具被水浸泡得变形不说，最令我心疼的是，由于房间小，放不下书橱而珍藏在床下的那些陪伴我从童年走向青年的书籍，许多因被水浸泡得成了废纸。如今想来，依然痛惜不已。也真是由此，从那时起，拥有一间自已的书房，就成了我梦寐以求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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