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桌”，在桌子家族中，是最朴实的，但又是最有活力的。一代代的学子和它们相依相偎，相交相融。

　　插队一年多，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学校任代课老师。再一次走进教室，看到熟悉的学桌，亲切感油然而生。曾天天听到的清脆铃声，琅琅书声，纯真歌声，各具特色和风格的老师讲课声，好似交响乐在耳边回响；各式书籍，簿本， 画笔，风琴，足球，近两年被遗忘的东西，纷至沓来，在眼前飘浮。“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豪迈，“声声入耳，事事关心”的情怀，“会当凌绝顶”的自信，“猴子称大王”的无知，好似全都被唤醒。“我一定要尽己之力，立足三尺讲台，教好这些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自觉和决心，不仅是为了躲避大田耕作的辛劳和沉重，也是多年趴书桌，对“责任”理解的累积。每走上讲台，我总是精神抖擞，力求讲生动些，风趣些，深刻些，把自己所懂的知识和道理全都灌输给学生，力争把“饭碗”端稳些，端长些。

　　学校条件相当简陋，尤其是学生的课桌，都是些“老弱病残”，有的缺档少腿，需要绳捆索绑，才能勉强站立；有的桌面洞穿缝宽，刻满了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的不同字体的“留言”；即使好一点儿的，桌面中间那条“三八线”也是又深又宽，双人学桌，各有“领地”，自然得有条分界线。

　　凳子呢，则是学生自带的，高、矮、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有时正在上课，“噗通”一声，一张凳子倒下了，人也四仰八叉，引起教室内一阵哄笑。上课的老师也只能跟着嘿嘿笑笑。因为，到底是凳子的原因还是有人恶作剧，是永远问不出来的——誓做《红灯记》中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李玉和”，不做叛徒“王连举”，当时是极深入这些自以为“立场坚定”的小家伙的心的。

　　这天上午，校长喜滋滋地跑来对我们两个五年级的班主任说：“交给你们一个任务，中午带学生到公社运40张学桌回来，一个班20张，就给你们班级用。”

　　我本想挑选几个身材高、力气大些的学生去——在农村学校，同一个班学生相差好几岁 ，是很平常的事。当时，不少人对让孩子读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做家务，带弟妹，养羊养猪养鸡养鸭，大一些的孩子都是离不开的帮手。只有老师上门动员得紧，家长才会“给老师一个面子”，让孩子到学校“坐板凳”，但这样请来的学生，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多。我开始挑选人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没一个人肯放弃这个劳动机会。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另一个班的班主任是个有丰富农村学校工作经验的老教师，他不动声色地动员了班里3个个头超过自己的学生，从家里推来“小车子”，即独轮车，不但把他们班的桌凳全部装上，而且把我班的大部分桌子也一并装上去，“吱嘎吱嘎”地就上了路。还有剩下的几张桌子，被眼疾手快的同学抢到手，有的扛在肩上，有的顶在头上，有的两人抬着，各显其能。没有抢到桌凳的人，也没闲着，他们簇拥在三辆好似“坦克”的小车前后，昂首挺胸，唱着，笑着，浩浩荡荡行进在田间大路上。

　　阳春三月，麦苗返青，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绿油油，亮闪闪，微风拂过，泛起阵阵绿浪。我们的队伍，行进在这片绿海之中，更为神气。我推着驮着两张桌子的自行车，行走在队伍的中间，与身前身后的学生融为一体。

　　一张张面板平滑、桌腿挺直的新桌子排列在教室里，既充满了生气，又增添了喜气，是名副其实的“蓬荜生辉”。同学们坐在与桌子配套、高低相宜的凳子上，一个个昂头挺胸，再也没有“跌倒”。连那几个被请来的学生，也“天天打鱼”，不再“晒网”了。新课桌竟激发了学生潜在的“求知”欲，是我原先没预料到的。“鸟枪换炮”能激发、提升士兵的士气和斗志，学桌，亦是如此吧？

　　1978年初春，一张录取通知书降临到我手中，我由站立讲台的乡村代课教师即将成为师范学院的学生，憧憬着不久以后可以捧上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我的心难以平静。在接到通知书的那一晚，我在生活了近10年的生产队兜了一圈，情不自禁转到了代课的学校。站在我和学生们运回的学桌前，摩挲着已略显粗糙的桌面，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那些与我一起运回桌子，也运回希望的学生——朴实中夹点儿小淘气，听话中有点儿小固执，勤劳中有点儿小炫耀，好动中显出点小聪明，一个个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坐在自己搬回来的学桌前，升腾的憧憬和希望能实现吗？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这次公社有3人通过了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两个“知青”和一个公社高中的应届毕业生，而这个毕业生曾跟我有一段短暂的师生之缘。本无多大纠葛的两个人，一度被挖掘成“师生同登榜”的美谈。

　　离开生产队到学校报到的时候，看着插友们羡慕的眼光，我紧紧地和他们手拉手，只有眼神的交流，没有语重心长的谆谆叮嘱，没有豪言壮语的热情鼓励，也没有满含睿智的前途预测。

　　“学桌”似乎让我明白了，盼而方得，失而复得，才更显“得”的珍贵。“得”而张扬，是肤浅；“得”而沉稳，是旷达。

　　之后种种，沐着晨曦在校园中高声朗读，披着灯光在教室中伏案疾书，带着微笑撑桌遐思，昔日校园场景常现眼前，尤其是那一张张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