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青学校创办于1933年秋，校址在杨树浦临青坊22号(今临青路116弄10号)。这是一所培养革命种子、掩护革命活动的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名闻全国的孩子剧团就是在这里萌芽的。

　　在艰苦环境中办学

　　临青学校的创始人，是四川籍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严镜余、邓劼刚、李扶荪、陈子中。1927年3月，国民党右派勾结四川军阀王陵基制造了“三三一”惨案，许多革命者被迫离川。严镜余、邓劼刚等辗转来到上海，决定以办学为依托开展革命活动，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3年秋，在中共沪东区委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租借了临青坊的一幢民房，创办了临青学校，向失学的工人子弟及青年工人敞开了大门。临青学校先后由严镜余、邓劼刚、任崇高、钟韵明(钟朗夫)任校长，学校教师先后共有29名，其中，中共党员11名，共青团员2名，其他都是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为办好这所学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临青学校办学经费拮据，甚至连校舍租金都无钱交付。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全校教职员工群策群力。首先是寻求募捐，教职员工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找进步人士捐助办学。二是勤俭办学，教职员工不拿工资，只享受学校提供的食宿；凡是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花钱雇人做，黑板、课桌椅都由师生一起动手上漆，每学期招生广告也都由师生上街张贴。

　　尽管如此，学校办学经费仍然是个大问题。钟韵明不得不暂时离开学校去真如，帮助朋友开了一家四川饭店，名叫“蜀锦小餐”，得到的收入全部资助临青学校。教职员的伙食包在附近一家叫兴隆饭馆的小馆子里，为了节省开支，常是少订份数，三个人吃两份饭。遇有客人来也常只添碗筷不添菜。店老板和送饭的小伙计为教师们的清苦生活所感动，常会多盛些饭菜来。有时学校付不出饭钱，老师们悄悄地拿自己的衣物去当铺典押一些钱，代学校去交付。

　　除了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外，临青学校的教职员工还要对付险恶的政治环境。对于这所革命学校，国民党当局从未放松过监视，经常派特务、巡捕、包打听(密探)来干扰，甚至公开来检查。为了减少敌人对学校的骚扰，学校请了几位进步的社会知名人士出面支持办校，成立校董会，由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任名誉董事长，上海著名律师李伯申先生任义务法律顾问。1935年春，临青学校邀请陶行知参加开学典礼，国民党当局有所收敛，学校得以换取几个月的平静。

　　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抗日救亡

　　以培育革命种子、掩护革命同志、从事革命活动为办学宗旨的临青学校，在教育和教学工作上始终保持着革新精神。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 合一等教育思想，启发了学校领导和教师。他们遵循陶行知的思想，推进了教育革新。

　　当时，学校小学和初中都采用普通中小学的课本，但在实际教学中强调“学以致用”，且特别重视在课堂教学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此外，教师在课堂上也注重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以及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不少学生在心田里，深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5年春，临青学校推行陶行知创导的“小先生制”，挑选了奚里德、许立明、陈模、强明等10多位活动能力强的学生当“小先生”，每天放学后，深入附近居民区开展扫盲活动。他们往往召集三五人一起，用小黑板教大家识字。这种做法深受附近群众的欢迎，参加学习的有工人、家庭妇女和失学儿童。

　　“小先生”活动范围以临青学校为中心，西到华盛路(今许昌路)，东到定海桥，北到引翔港，方圆10多华里。学生们风雨无阻，按时到扫盲点教课，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想要识字的男女老少。后来，由学生们自己管理的“小先生学校”总校成立，下设12个分校。总校与分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均由“小先生”们选举产生。除识字教学外，大家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陶行知闻知此事后，来到临青学校召开座谈会，并邀请“小先生”们到大场“山海工学团”参观学习。据了解，临青学校的“小先生”活动，不仅使五六百个读不起书的儿童和成人得到了识字的机会，同时也让他们接受了抗日救亡教育。而这些“小先生”，也在社会实践中培养了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临青学校师生纷纷加入全国各界救国会所属的国难教育社。任崇高校长曾任职业救国会理事，钟韵明校长曾任国难教育社理事。临青学校成了沪东地区国难教育社的活动中心。

　　孩子剧团：“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闸北、沪东一带炮火连天，许多学校被炸毁，大批学生逃入租界，住在难民收容所里，临青学校也被迫停办。上海成立抗敌后援会，临青学校教师成了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带领一批学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一些原上海临青学校歌咏队的中小学生，主动团结收容所里的难童，唱救亡歌曲，自习文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3日，以临青学校孩子歌咏队为基础组成的孩子剧团，在恩派亚大戏院的难民收容所宣告成立。

　　当时，吴莆生老师任团长，原临青学校学生许森、张莺、陈模、奚里德、张承祖等为剧团干事。临青学校的强明、吴正波、程明远等也加入孩子剧团。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以抗日戏剧、歌曲为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党组织的指引下,他们突破日寇封锁线，历尽艰难险阻，途经南通、扬州、郑州等地到达武汉。

　　孩子剧团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更是得到周恩来和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和关怀。中国共产党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24日至26日用三天整版副刊发表了《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五篇通讯，同时刊出了孩子剧团的宣言、团歌等。

　　1938年1月30日，八路军办事处用卡车将孩子们接过来，与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叶挺、郭沫若和参加过长征的小战士吴志坚、张海清、彭桂生等一起联欢。

　　在欢迎会上，小战士们表演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跳过的水手舞等精彩节目，孩子剧团则演唱了几首歌。周恩来对长征小战士们说：“你们是参加了长征的，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是你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跑过来的，是我们这些大人保护着你们、抱着你们过来的。可是剧团的孩子呢，他们是一个大人也没有，完全是靠自己团结起来，在敌人的炮火下，在汉奸、流氓的迫害下，跑了几千里来到武汉的。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哟！”接着，他称赞了孩子剧团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说：“我送你们三句话好不好？第一，救国；第二，革命；第三，创造。你们要一手打倒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中国！”

　　自1937年9月3日成立至1942年9月解散，5年间里孩子剧团从杨树浦走出，一路走过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8个省区市，走路、坐民船、乘货车、乘客车……累计行程上万公里。他们年龄虽小，却热心抗日救亡。抗战期间，孩子剧团在工厂、乡村、街头和学校等地，发挥自身特长，以适合大众的演出形式，动员和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其宣传效果甚至超过许多成人抗日救亡剧团，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茅盾将孩子剧团誉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