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上蒲松龄的《促织》前，我问学生：“你们捉过蟋蟀吗？”他们齐声回答：“没有。”我再问：“你们见过斗蟋蟀的场面吗？”回答仍是“没有”。于是，我感叹道：“没有玩过蟋蟀，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尤其对男生而言。”

　　现在的学生，所学知识，无疑比我们当年多得多，手机、电脑、mp4、ipad等电子产品，是手中常有的玩物，其熟练的程度，痴迷的状态，令人惊异。但我感到，自己孩提时的乐趣，比如与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时那股兴奋劲儿，绝对是当今学生难以想象和无法比拟的。且不说大家在一块儿“造房子”、滚铁圈，也不说几个人趴在地上打弹子、搬出两个方凳打乒乓，单说暑期捉蟋蟀、斗蟋蟀，就会生出无穷的意趣来，至今不能忘怀。

　　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玩蟋蟀已有几年历史了。家里大大小小的蟋蟀盆，少则三五只，多则十几只，从蟋蟀盆的质地就可知里面存放的蟋蟀品相的优劣。当初，最盼望的就是暑假了，因为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捉蟋蟀，而捉蟋蟀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从小就住在杨浦，为了能捉到又多又好的蟋蟀，我和同学、邻居经常长途跋涉，不畏艰辛。捉蟋蟀去得较多的是三个地方：一是摆渡过黄浦江，由高庙（庆宁寺）南下一公里至我外婆家（事先并未告知外婆），常将外婆家墙角边的砖瓦、自留地（尤其是毛豆地、辣椒地）翻掘得一塌糊涂。二是到复兴岛公园，因较偏僻，那里人不多，蟋蟀却不少。三是军工路上的共青苗圃（共青森林公园），这是我们捉蟋蟀走得最远的地方（大概有十公里吧），也是我们收获最大的地方。

　　印象最深的要数到共青苗圃捉蟋蟀，这往往是我们暑期最重大的活动。为了这样的活动能圆满成功，我们事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如装蟋蟀的竹筒要备好三五十个，若现有的不够，又找来细竹将其锯成三寸或半尺（节的两头可各放一个）左右，再用碎布或纱做塞头，装袋。捕蟋蟀的网罩要准备两三个，网圈要平，不要凹凸，以免罩住的蟋蟀逃走；网线要有弹性。还要备好水壶，除了解渴，更重要的是对待洞里的蟋蟀要采取水攻的办法。准备工作的精细、完备可想而知。

　　一切就绪后，很早就出发了。也许是年幼的原因，我们当时感到，共青苗圃实在太远了。因为没有钱坐车，或舍不得坐车，步行往往要花两个多小时。抵达目的地后，我们不敢走正门，因会被拒之门外。好在当时的围栏是篱笆做的，在众多树木的掩护下，篱笆早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窟窿可钻。一旦进入，里面的世界很大，我们发挥的余地也大起来。根据已有的经验，我们轻手轻脚，或侧耳倾听，或拨开草丛，或搬移石块，或挖掘洞穴，收获一个接一个，大半天时间下来，居然也将带去的蟋蟀筒装满了（因去一次不易，故午饭是胡乱解决的）。共青苗圃之所以吸引我们，除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成就感外，有时还渴望能遇上几个顶级的：在蛤蟆或蛇周围的大蟋蟀！当初非常迷信这样的蟋蟀，还会给它们取上又好听又威武的名字。

　　说来也巧，有一次，当我们正准备返回时，一邻居，也是同学，在翻开一块大石头后，看见一条大约有一尺长的蜈蚣，紫红紫红的。在惊叹之余，我们又发现边上有一只硕大的蟋蟀，颈项粗而发亮，两腿壮实有力，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们又惊又喜，既没有慌乱，也没有丝毫的胆怯。在设法赶走蜈蚣之后，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将这只求之不得的蟋蟀灌进竹筒。

　　带着喜悦，带着兴奋，回家的路上，我们七嘴八舌，最终给它取名为“蜈蚣王”，原本漫长的路途，仿佛缩去了一大半。

　　每次捕捉蟋蟀回到家，景况也够壮观。我们各自从家里搬出蟋蟀盆，或在弄堂口，或在马路边，学着大人的样子，围着一圈蹲下，开始蟋蟀的筛选工作，通过观察、决斗，将优良品种留下。此后，每当看到自己得意的蟋蟀在里三层外三层围观者的注视下、与他人的厮杀取胜后，发出“瞿、瞿”的叫声时，心里真的比吃了蜜还甜。

　　上面所记述的大约是五十年前的事情，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捕玩蟋蟀的乐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常想，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孩子，要像我们年幼时那样，似乎不太可能，但孩子好动、结伴玩耍的天性不能泯灭。在高中教《促织》正值九月，我告诉学生：不是说现在让大家都要去捕捉蟋蟀，而是希望能有意识抽出点空暇时间，或在气爽的清晨去听听鸟语，或在夜深人静时去听听秋虫的鸣叫，主动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中去，这也是青少年的一种愉悦、学习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