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女的退休“舞蹈拳操凑热闹”；男的退休“背着相机四处跑”。因此刚退休还在考虑如何度过“夕阳红”时，儿子就为我买了架单反相机，还经常在我空闲时“逼”我出去拍照，说不要老待在家里，多走动有利身体健康，多“练手”能提高摄影技艺。其实儿子不知道，单反相机我老早就白相过了，只不过那时不带数码而已。

　　上世纪80年代，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历程，当孩子刚会站立时，我和妻子就想用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用相机记录下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以前老借，或借单位；或借朋友；或出费用在照相馆借。

　　当时海鸥相机风靡全国，市面上流行使用机械操纵的海鸥牌135相机，海鸥牌DF135单反相机更是市场的紧俏货，虽然价格不菲，但也不易在商店随意购买到。我托了一位有点“路道”的朋友，在南京东路的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买到了一台海鸥牌DF135单反相机，随后即配置了一只常用的海鸥牌变焦镜头，充分发挥单反相机能调换镜头的长处，以满足各种拍摄场合的需要。

　　那时，相机使用胶卷，快门靠机械操控，曝光速度、光圈大小、取景聚焦全凭经验，正常的话，装一卷胶卷后可拍36张照片，多数情况下一次出去拍不了那么多，照相馆里还有半卷装的，半卷也能拍个20多张，够你拍的了，当然，那都是黑白的，彩色胶卷还没听说卖过半卷装的。

　　黑白胶卷便宜，如果买国产的，就几角钱，拍完了拿到照相馆取出胶卷冲洗，隔天就能取，然后挑满意的扩印。流行使用彩色胶卷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的彩扩门店就是在那时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各街区的，彩扩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

　　始料不及的是，当孩子一天天长大，相机也开始一步步地数字化，机械相机市场渐渐萎缩，逐步被数字化的“傻瓜相机”所替代，而“傻瓜相机”又以日本相机居多。“傻瓜相机”使用方便，虽然也用胶卷，但只要会看取景框，会按快门按钮即可。“傻瓜相机”的流行使人们越来越热衷外出拍照，当然，我还在用我的国产海鸥相机。

　　有一年，我带孩子到人民广场拍风景照，具体哪一年已记不大清，反正那时孩子还处于随我摆布的岁月。人民广场在当时是上海市民及外地游客游玩照相的一个景点，去广场拍照的人很多。

　　孩子摆了一个又一个pose，我为孩子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

　　这时从侧面走来一伙人，其中一人扛着一台摄像机，这伙人走到我面前站住了，过来一人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说想占用我们一点时间，采访我一下，不知行不行？

　　我一愣，客气地问他们从哪里来？想采访点什么？

　　领头的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在人民广场转悠已有一段时间了，因看到我在用国产海鸥相机拍照，是人民广场中为数不多在使用国产相机的游客，所以想采访一下。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什么使用国产相机？而不同于多数人那样使用日本产的相机？

　　我回答采访的人说，海鸥相机的质量不错，成像很好，我使用多年，惯了，还听说，日本相机的镜头还都用上海生产的呢，我有什么理由不使用上海生产的相机呢？

　　自称中央电视台的那伙人拍了采访后，很满意。

　　忽然，电视台的拍摄人员说，不对，不对，相机是国产海鸥牌的，已摄进镜头了，但挂在脖子上的吊带上怎么标注“尼康”呢，不行，不行，得重拍。能不能把那吊带给拆了？我说，行。原先随相机送的吊带太窄，挂在脖子上有点疼，所以另配了一根宽点的挂着，没注意到上面的铭牌，那时我还真不知道“尼康”是日本的著名品牌。

　　取下吊带，重新开始采访，录像从头再来一次。采访结束，握手告别。采访的录像是否在电视台用过，不得而知。就这样，一次邂逅，一段采访，在我自小受到“抵制洋货，要用国货”的爱国主义心灵上又烙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每当社会上响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呼声时，都会使我想起这件往事。

　　斗转星移，历史变迁，随着数码技术快速发展，相机更新速度也在加快，数码相机独占鳌头，色彩丰富、即拍即显、储存于电脑后随时可欣赏是数码相机最大优势。我的这架海鸥DF相机现在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纪念，我一直珍藏着。道理很简单，上海有着深厚的机械加工能力，海鸥相机凭借上海传统技术，把细微的机械零件加工到足够精致，精巧的装配技术又保证了海鸥相机顺滑的操作性能，相机的光学玻璃镜头也是上海自制，当时镜头质量远超日本。

　　欧洲有一国家曾经对海鸥DF相机进行测试，报告称，相机属中等偏上，镜头属于最优秀的。因此，作为收藏品之一，当时收藏海鸥相机的人不在少数。

　　为援助外省市的工业发展，海鸥厂上世纪还援助江西发展了凤凰牌相机，凤凰牌相机质量也不错，在国内、在上海都有较好的口碑。

　　但现在呢？“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抵制日货最无奈的表述。无论走进卖相机的大卖场，还是去用相机最多的游乐景点，一眼望去，遍地都是日本货，尼康，佳能，单反，卡片机，应有尽有，哪里还找得到中国国货？海鸥牌数码相机更是难觅踪影。

　　海鸥，你在哪里？何时再飞翔？